3月上旬,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聆听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面对新华社记者,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
他摊开中国地图,指着位于共和国腹地的武汉,感慨地说:“作为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武汉是中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发展极,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
市长的使命感,也是他所服务的这座伟大城市的使命感。
失落的“天元”
1927年春天,一位伟人来到武汉。面对穿城而过的长江,他诗兴大发,挥毫泼墨。“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年轻的毛泽东以如椽巨笔,道出了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
拥有3500年的文明传承与积淀,武汉确曾有过不凡的作为和荣耀。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能和“大”字连在一起的,除了大上海,就是大武汉。
对这座城市的区位,著名经济学大师张培刚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把长江比作一条蛇,那么,武汉则是蛇之“七寸”;如果把中国比作两把摊开的折扇,那么,武汉则是连接这些扇骨子的轴心。因此,武汉也被喻为中国经济大棋盘上的“天元”。
建国之初,得力于新中国的产业布局,处在扇形经济交汇点上的武汉,独揽了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的四分之一。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企业拔地而起,使武汉一跃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大武汉”名至实归。1982年,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均居第四位。
空前昌盛的制造业,催生了金融业的勃兴、商业的繁荣以及物流业的兴起。全国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中心、贸易中心……一个个闪光的头衔,使武汉一度拥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然而,这一座襟江达海的大都市,在随后2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却渐失光彩。
2002年,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武汉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滑落至第十四位,排列在青岛和宁波之后。就连武汉人一直引以为荣的商贸,也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作为小商品集散地的优势,开始被许多中小城市瓜分。20多年来一直“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外贸出口,竟落在了10多个城市的身后。
“堂堂大武汉,赶不上苏南一个中等城市。”诸如此类的嘲讽,让武汉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羞辱。“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大武汉曾经拥有的辉煌,果真“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吗?
沉重的脚步
从辉煌到塌陷,从独领风骚到承受羞辱,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武汉人痛心又不甘心。
无论区位、人才、资源还是产业基础,武汉似乎都不应该“塌陷”。
曾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汉人,从来就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即使在落伍的情形下,武汉也数领风气之先。
历史清晰地记得,正是武汉,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带动了中国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
还是武汉,1984年开全国之先河,公开聘请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打开了国有企业技术引进、智力引进的闸门。
1988年,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长期讳言企业兼并、破产的中国,翻开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新篇章。
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挂牌上市,拉开了中国商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轨的序幕。
然而,历史的眼光往往更看重喧嚣之后的实际成果。
格里希走了。转眼间,武汉的企业界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态”。于是,当山东的“晨鸣模式”着陆江城时,依然有人上访告状,有人到处找“说法”。
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就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并大见成效。当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无奈退出改革舞台时,武汉似乎无人惋惜。而当它作为“邯钢经验”再放异彩时,却又有一批批的武汉人去邯钢取经。1995年率先提出资本营运的武汉,营运成功的实例寥寥无几。几年之后,不少的武汉人倒是在浙江和广东体会到了资本营运的真谛。
有精明却不高明、有闯劲却少韧劲的行为风格,像一条无形的绳索,羁绊着武汉人前进的脚步。
有资源,有人才,有思路,缺的是脚踏实地的发展精神,缺的是从基础做起的耐性与毅力。
回顾历史,重新审视,武汉人拿起了自我解剖的手术刀。
武汉在哪里
武汉在哪里?不甘心“塌陷”的武汉人,开始了对自身定位的大反思。
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市长李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