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工业总公司单列后,也触动了电子工业部门。原电子工业部的老部长们认为,既然兵器工业可以单列,那么电子工业也要计划单列,搞个电子工业总公司。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成立,也实行计划单列,原机电部副部长张学东出任总经理。
中国工业管理体制又被折腾了一次,此时何光远已经出任机电部部长,曾培炎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89年,电子工业部的一些元老给中央写信,提出“电子工业是朝阳工业,机械制造业是夕阳工业,这两家不能放在一起”。199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机械电子工业部被撤销,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何光远仍任机械工业部部长。
1996年2月,何光远卸任机械工业部部长,退休二线。
此后,1998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确立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目标,决定将部分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国家局。机械工业部被撤销,组建机械工业局,与其他9个局一起归口在国家经贸委之下。
这一改革被认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的重大步骤,10个国家局也被明确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机构存在,当时确定的过渡期为三年。
三年后的2001年2月,10个国家局中的9个宣布撤销,其中就包括机械工业局。一个月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挂牌。在经历了多年的分分合合后,中国机械工业终于摆脱了传统的专业经济部门行政职能。
但机构改革如此频繁也造成人才流动性过大,影响了行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的稳定性。“有时机构合并工作还没做完,干部分流还没结束,新机构马上就又要分开了。”何光远回忆说,从1982年开始算起,机械部在部一级的分分合合就有8次之多。机械系统内部一直流传着一句笑话,“话说机械部大事,分了就合,合了就分”。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远最担心的仍是这个问题: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准确角色,避免机构变化和政策变化的随意性。“这对于今天我们重提机械产业升级,尤其是高技术装备产业的振兴,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他说。
改革:怨恨挡不住诱惑
“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但是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馅饼”,而且更想要“心理学馅饼”,可能还想要“政治学馅饼”。总之,人们想要的馅饼不止一张
□ 文 赵汀阳
近年来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经验或者奇迹之类。中国式的变革总是比较难以分析的,因为中国式思维总是强调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出奇制胜,原则性不强,因此总有一种无法概括的复杂性,难怪人们爱说“挂一漏万”。我也肯定挂一漏万了。不过我可能不太同意夸大当前危机的某些表述,好像过去的问题没有现在严重。
事实上,改革前的问题当然严重得多。当时全国整体的贫困已经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难以忍受的地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关于1972年中国的纪录片《中国》虽然是我很熟悉的景象,但现在看来还是很感慨,而安东尼奥尼是左派,拍的都还是当时相对比较露脸的景象。
有人会说,改革前的社会风气好,道德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那时社会更好,而是因为那时整体过于贫困,如老子所说,“无可争,所以不争”。物质过于贫困会使理想破灭,没有什么精神能够拯救饥饿的肉体。穷怕了,饿坏了,这是中国改革获得如此迅速成功的一个重要动力,它使人们在获得发展的机会时爆发出难以置信的能量。
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成功恐怕与中国式的“群众运动”这一中国现代新传统有关。中国式群众运动源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人民战争观念。毛泽东以实践证明,人民一旦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无穷而且战无不胜,因此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把人们想疯了的财富定义为人民的合法追求目标,政府给政策、给条件、给机会,于是财富以及财富所能够实现的“幸福生活”(其实是奢华生活)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甘泉,而不再是远在天边的海市蜃楼。先行者的成功是最好的鼓舞,人们只模仿成功者,无数人立即模仿,最终形成改革的洪流,就像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势不可挡,温州人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中国成功的一个缩影。
“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群众运动所以总是成功的,是在于国家、政府和人民碰巧有着一致的理想和意志,因而能量无穷。不过群众运动的成果不见得使群众普遍受惠,当许多人并没有从革命中受益,革命就被怀疑了;当许多人没有从财富运动中受益,矛盾也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