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3-22 来源: 商务周刊()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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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的政府。
去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写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它们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我认为在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而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过谈判和协商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何光远：见证中国机械工业30年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远最担心的仍是这个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准确角色，避免机构变化和政策变化的随意性
何光远：见证中国机械工业30年
□记者 王强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老机械工业部大院，如今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办公场所。何光远，一位78岁的老人，过去3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对这30年历史的每一个节点瞬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30年中，改革开放的伟力反映在机械制造产业上，制度变迁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80年到1990年代的体制改革，为制造业的发展清除了制度性障碍，而国家对管理体制的放权，使得企业外部环境逐步宽松。30年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该行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
这位曾经带领着中国机械工业迎接改革与开放的机遇与荡涤的共和国部长，对于这30年的风雨路程，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体会与思考。“30年中，在机械制造行业，改革的初衷和设计没有问题，但在具体改革的操作上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何光远为《商务周刊》梳理这段历史时，从他记忆的脉络里，可以清楚感觉到制度变迁的力量，也能感觉到对改革具体操作上的艰难和局部缺乏科学性的感慨。“有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他说。
“何管理”
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管理”这个词仍然带有某种资本主义的色彩，不论是对于企业管理者还是企业职工来说，都对刚刚过去的10年心有余悸。
而对何光远来说，改革开放前后的命运更是与“管理”分不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光远已经是一汽公司锻造厂的厂长。1951年，何光远被派到前苏联学习金属压力加工专业，也就是现在行业内说的冲压锻造。建国初期，由于锻压专业人才的稀缺，学成回国后，被当时的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力留在了一汽。
在一汽锻造厂，何光远从技术员干起，到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分厂副厂长，1965年被提升为厂长。
在锻造厂，何光远有个绰号叫“何管理”。在前苏联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他还非常关注工厂管理方面的经验，比如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的计件工资制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严格工艺流程管理。何光远把这些管理引进了锻造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却成了何光远的“罪证”，不久，何光远就被“造反派”打倒，关到地下室里，天天接受批斗，头上戴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铸造厂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最大，管理和生产混乱不堪，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一汽的汽车生产。回忆起这些，何光远唏嘘不已。
1973年，何光远被落实政策，被任命为铸造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他又受命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七零八落的铸造厂。到年底时，铸造厂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1977年离开一汽前，何光远担任一汽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厂革委会主任，在“何管理”的大力整顿下，铸造厂成为一汽的典型示范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