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一定是建立在信誉之上,信誉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千万不要颠倒。你有实力、有信誉,人家才会把钱交给你。假如你有实力、你有实业、你有信誉,你就应该进入资本市场,去主动配置社会资源,有多大本领就配置多大资源。
《商务周刊》:最近几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大的调控时期,国家在紧缩银根、地根,相对来说在这些方面本来就不具备优势的民营企业受损很大。您怎么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
鲁冠球:我认为温家宝总理下手还不够硬。调控资源就要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是优势方面也不够。比如大电网,本身资金不够,投资不够。还有电厂,一吨煤的发电效率比小电厂高很多,煤炭也是稀缺资源,你为什么不发给大电厂而要小电厂浪费资源?
《商务周刊》:但万向也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否也应该给小企业更多的机会?
鲁冠球: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商务周刊》:您领导万向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农业、金融、资源品以及创投领域,脱离了过去纯粹靠汽车零配件的形态。对于万向来说,其中的转变和风险是什么?
鲁冠球:企业越大,危险越大。过去我遇到困难,有一两个人可以帮忙挺过来。但现在不行了,过去可以帮我的人现在不一定帮得上了。现在只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有多远,就走多远,如果看得足够远,风险就会小一些。
我原来只能捡别人剩下的,搞农具、汽车零部件,发动机都没有条件搞。开始从不懂到懂,从少到多,从差到好,全部做好这一套就完了,市场饱和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实力,有自己的资源,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要往更高的方向投资。让国内后来者接我的班,我去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产业,比如,太阳能发电、清洁能源等。
要判断整个社会的趋势,不仅要看到浙江,看到中国,更要真正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的竞争;钱不要投入无效益、低效益的地方,一定要投到高效益的地方;不仅看现在,还要看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商务周刊》: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鲁冠球:人才,要以人为本。有的人管100个人,利润几个亿; 有人管几个人,利润就有几个亿。所以我要培养一批有大智慧的人,有高品德的人,要让他走出去,让他实践,让他得到利益。你买设备可以花几百万、上千万,对人更要舍得投入。一个人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是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胜仗。
赖炳荣:“双赢”在中国改革开放
□记者 冯禹丁
我认为一名外企领导人,对中国,要有诚心、爱心和耐心,要有一颗“中国心”
是老高尔文一段话打动了我。他说,你是华人,你又不愿意去美国生活,在亚洲做到最高层,你还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你能参与其中尽情发挥不是更有意义吗?
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失败就是错看了马云
引退6年之后,64岁的赖炳荣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时期。“研究发现,过早退休对健康不利。”他对身边嗔怪他闲不住的赖太太说。目前,赖炳荣在中国创办着两所学校,常在中国、美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间飞来飞去。阳光明媚的上海3月初春,利用在沪的半天短暂逗留,他与《商务周刊》畅谈他亲历的中国改革开放。
按照赖炳荣自己的划分,目前从事教育活动的他正处于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为理想而生活的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为生活而工作”和“为工作而生活”。第一阶段的截止期是到50岁,这一阶段出身马来西亚华人家庭的他在1972年,即英特尔创立4周年时便加入英特尔公司,与安迪·格鲁夫、贝瑞特和欧德宁成为朋友和同事,后来他官至英特尔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50岁“知天命”那一年,在摩托罗拉追逐一年半之后,他被老高尔文一句话打动而加盟摩托罗拉(中国),从此迈入了第二阶段,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亲密接触。
1994年他以“创业”姿态赴任中国,正值中国改革开放10年之后遭遇资本投入不足的发展瓶颈。一系列旨在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法规、税收倾斜、国民待遇等条件向跨国企业们发出邀请,赖炳荣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洞见者和机遇“猎手”,他顺势而为,超越“大市场”的传统定位,将摩托罗拉的制造业务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使之超越德国大众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和最大受益者之一。
赖是最早读懂中国的外企人士之一。他庄严承诺“不从中国带走一分钱”,拿出实实在在的技术和真金白银来换市场,在天津搞“样板工程”,把元器件供应商遍设全国,以及先政府之忧去中西部投资等等智慧之举,也令赖氏得到中国政府的欣赏和支持,他本人受到许多政府领导的敬重,并在文化、体制与思维都截然不同的跨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之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