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3-22 来源: 商务周刊()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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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下中国，价值观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从本质上说，价值观不是一个宣传问题，宣传虽然能够传播价值观，却无法保证一种价值观是有效的。要让一种价值观真实生效，它就必须在实践上具有明显的可模仿性，即人们模仿了一种事情并且获得好处，这种事情就表达了真正的价值。比如说，假如贪污和欺骗、低俗作品和贱卖的学术更能够获利，那么说出大天，人们也不会去模仿更好的行为。价值观最后不是依靠宣传，而是根据支付而成立的。
至于中国崛起或者复兴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更是挑战。即使要真正说服一个普通西方人使他相信中国是和平主义的，也似乎很难。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确实知道中国是和平主义的，因为中国文化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思维是竞争主义的，西方对“他者”根深蒂固的紧张和警惕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世界关系想象——既然上帝有魔鬼作为敌人，那么信徒就有异教徒作为敌人，尤其是与敌人斗争是神圣使命，于是，敌人意识变成了西方人固定思维模式和生活意义。
正如卡尔·施米特后来的著名概括“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而且他相信，失去敌人之后的后政治生活是缺乏意义的无聊生活。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寻找敌人是重要的生活方式，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否则无事可做。因此，冷战后西方继续寻找敌人就不足为奇了，世界上各种比较显眼的存在都被理解为敌人或者候选敌人。中国也是一个足够显眼的存在，当然也就被西方严重关注。尽管中国仅仅是初步强大，非常初步的强大，就已经卷入世界游戏，而这个游戏又是西方意识所严重影响的游戏，中国的困难可想而知。中国将得到什么位置，游戏变量太多，恐怕难以预测。
但有个小故事值得一提。艾克斯罗德为研究博弈问题而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类似一个大型电脑游戏，他请政治家、博弈论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许多“特别狡猾的人”设计了各种斗争方案，然后在电脑里进行了大型循环赛，结果最后胜出的是一个叫做TFT的善意方案，其策略是：第一轮出牌是与人合作，第二轮以后的出牌完全模仿对方上一轮出牌，如果对方恶意敌对，则坚决回击。这个最好策略似乎意味着，最成功的人或者国家必须是善意的但同时必须是强有力的。就是说，坏人终将失败，但软弱的好人也必定失败，只有又好又强的人才能胜出。
这个TFT策略的精神实质很像毛主席的国际策略，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万向年轮30年
被称为中国企业常青树的鲁冠球见证了三十年里所有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30年风雨之后，鲁冠球获得了博得下一个30年的深厚实力
□记者 商思林
2月20日，杭州萧山区宁围镇的天有点阴，万向集团6层白色办公楼所在的万向路紧临一条小河，另一边就是万向集团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围墙。白墙顶着深蔚蓝色的飞檐，整条路上车辆行人稀少，非常安静。
30年来，万向集团的绝对领袖鲁冠球很少踏出萧山，但稳坐家中的他指挥着万向稳扎稳打，凭借汽车“万向节”的简单加法，在无数倒下的民营企业中持续壮大。进入新世纪后，万向也进入了金融、农业、资源、投资等领域，一个更为庞大的企业帝国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78年，莫晓平进入杭州万向节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此时的万向已经创业10年。30年后，已经是万向集团副总经理的莫晓平感慨说：“这30年，万向几乎每一个细小的节点和重要的转折都与改革开放的节奏息息相关。”
1969年，鲁冠球和4个农民凑了4000元钱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鲁冠球办厂，却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走街串巷收废旧钢材。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比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农机厂竟已有3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更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等多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将“宁围万向节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壮阔的改革开放就此拉开。
但这场改革很快就让鲁冠球意识到了它的一波三折。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这项运动中对鲁冠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社队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
鲁冠球回忆说，当时钢材、煤提价，成本持续上涨，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