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5 9:01:00 来源: (陈志武)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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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说，既然中国的制度问题以前就在，而由赤字带动增长的模式在以前20几年成功了，那么为什么今后不能再继续呢？——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回报，甚至可以充满贪污腐败，但不能总是靠修路、架桥、盖大楼刺激增长，也不能指望社会对贪污腐败总能承受。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性形象工程并为贪污腐败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为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无望。
[i]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作者特别感谢彭凯翔、袁为鹏、韦森、刘光临、龙登高、杨培鸿、李利明、李健、李凌峰、汪姜维、岑科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建议。
[ii] 数据引自郑备军著《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200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iii] 数据来源：1838-49年数据引自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1885-1894年的岁入数据来自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1885-1894年开支数据源自陈锋，《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1896之后的资料引自唐贤兴，卢向国和牛纪伟，《晚清政府贫困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受挫〉，《文史哲》1998年第2期。
[iv] 资料引自唐贤兴，卢向国和牛纪伟，《晚清政府贫困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受挫〉，《文史哲》1998年第2期。
[v] 陈锋，《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
[vi] James Macdonald，《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vii] 刘光临（Guanglin LIU），《Wrestling for Pow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1000 --- 1770》，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2005年。
[viii] James Macdonald，《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第153页和第186页。
[ix] 王昊，《论崇祯帝》，中国长城网。
[x] 刘光临（Guanglin LIU），《Wrestling for Pow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1000 --- 1770》，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2005年。宋代的加速集权也是学界的共识，见赵向标，刘松岭，张满弓主编，《中国通史》中卷，2002年，新疆人民出版。
[xi] 汪圣铎著，《宋代货币史》绪论。
[xii] 汪圣铎著，《宋代货币史》绪论。
[xiii] 张国辉著，《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2003年，中国金融出版社。
[xiv] 张国辉著，《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第二章，2003年，中国金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