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15 来源: 南方周末()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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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回归汇率决策的“公共选择”本质
当经济上升到宏观层面，从来都不是微观经济的线性或者简单叠加。
9月份的几个星期里，关于到底要怎样为了“挽救美国宏观经济”而向美国次级债市场的投资机构(个人)们提供超廉价或者免费资金的问题，美国政商两界争论得彬彬有礼。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规则也很清楚——在一个有“公共选择”的宏观经济决策体系里，想要由公共资金买单，必须得让公众相信，他们确实应该掏荷包。
反观中国的汇率决策，或者是对人民币价格怎样浮动的选择，通过这组专题文章，我们希望读者了解，美国的政策是国内劳资两个利益集团的角力结果，这种政策的风向标是随美国国内而动的。对于中国人自己，既然目前的外贸、顺差、汇率体制与过度资金流动性、资产泡沫、通货膨胀、银行风险等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清楚楚，到底我们为“谁”而改革这一问题，技术上的一再讨论最终会逃不过审美疲劳而被模糊了。
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试验一样，几乎完整复制问题发生的过程，但通过分群体采样、模拟制度下的人群代表的选择，可以相对科学地发现公共选择的结果。就汇率这一宏观决策问题，如果按经济份额等比例采样，中国的出口经济大概占GDP的40%多，内贸经济和进口经济(这两者有交集，但不影响总量)占50%多，而过度的流动性和通胀对不同产业链价格传导的影响不同，最终会造成系统性的价格混乱，内贸企业和进口企业会怎样选择，不言自明。
如果落实到人，不能承受通胀之重的第一大人群就是农民，而且他们的产品和货币交换时，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若在一个“公共选择”的框架内，声音的数量对比同样是有意义的，其选择倾向亦不言自明。
—— 郭凯
2007年9月份，人民币汇率屡次创下汇改以来新高，累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接近7.9%。而央行年内5次加息，其中包含有25天内两度加息的纪录。这是否会令人民币面临更大升值压力？
日前，曾在2004年7月至2006年7月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余永定先生，就广受关注的汇改和中国经济问题，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时机的遗憾
《南风窗》：从198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汇率制度的改革，如今回过头来，您如何评价历次汇改的成果？2005年7月汇改的时机选取得如何，这是否当时最好的策略选择？
余永定：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汇率并轨前，人民币汇率总的趋势是贬值。1994年汇率并轨且官方汇率一次性大幅度贬值。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为中国后来的经济、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略有升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当时如果人民币也贬值，中国的金融稳定可能会遭到严重冲击，同时还可能会在东南亚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
必须指出，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决定完全正确。但是，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汇改启动偏晚、启动后幅度偏小、速度偏慢。过于谨慎可能已经使我们错过了让升值到位的最好时机，把更多、更大的问题，例如，国内经济日趋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重、更多的外汇储备找不到出路、贸易摩擦加剧等等，留给了现在和未来。
如今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从2003年起，中国每年让人民币升值5%~6%，4年下来，升值幅度早已达到20%~25%。现在的经济过热或许不会发生，因为升值具有抑制过热的功效。而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会更加平衡，外汇储备的增长会少得多，中国资产被外国投资者贱买的情况也要比现在少得多，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甚嚣尘上。
更重要的是，若中国企业在那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将不至于陷入现在的被动地位。如果我们在升值问题上果断一些、动作大一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实质性进展会比现在大得多。
“廉价”的代价
《南风窗》：有些人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理解似乎有一个矛盾区，认为升值对中国没好处。但是，如果说有好处，那么它对于中国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另外，具体到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情况，人民币升不升值的问题又在哪里？
余永定：如果把人民币理解为商品，美元理解为外国人为了得到人民币而支付的钱， 那么为什么非要把人民币卖得便宜些呢？换言之，为什么为了得到1美元付出8.27元人民币，而不是7.5元，才符合中国的利益呢？
对于一个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出口收入是美元，但美元收入一般会卖给外汇管理局换成人民币。其收入(以及与此相关的利润、工资、原材料等)最终是以人民币计的。如果该企业销售了1亿美元的商品，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1∶10时，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收入就是10亿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到1∶5时，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收入就减少了一半。从出口企业利益出发，在其他情况给定的条件下，当然是人民币越便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越低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