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高低 制度有优劣

　　关于文化多元化的潮流

　　但是现在，特别是在国际上，中国特别强调“文化”的多元化。这又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是说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中国人喜欢什么，西方人喜欢什么。“文化”被看成“民族性价值偏好”的代名词。

　　为什么现在特别喜欢强调这个意义？这和冷战后原有意识形态自信的丧失大有关系。以前认为我们的“社会形态”连同其“文化上层建筑”都是世界最先进，别人要向我们学习，所以不想和别人谈什么多元化。我们谈的是要“解放全人类”，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而“世界人民心向北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当然不需要什么文化多元化。所以那个时代文化多元、文化相对主义本身是一种西方思想，我们是不讲的。

　　然而改革后我们开眼看“西方”，那种夜郎自大的心态便一层层瓦解了：先是发现人家那些“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原来比我们富裕得多。但我们说，他们的工农虽然比我们富，但与他们的富豪相比还是“相对贫困”，而我们虽然不富但却“平等”，不像他们那样“两极分化”。后来就感觉不是那回事。开始还只是“感觉”，引进了吉尼系数这类严格方法后就清楚了：原来他们的“两极分化”还真没有我们严重。不仅改革后的贫富差距，就是号称平均主义的改革前，如果考虑严重的城乡差别，我们的“分化”程度也不亚于他们。

　　但我们又说：虽然他们富裕而且比较平等，但不保险：资本主义竞争残酷，风险莫测，富人怕破产穷人怕失业。而我们虽然不富而且分化甚大，但有“社会主义”福利，无论贵贱好歹都还有点基本保障吧。可是改革后除了权贵，百姓那点福利已近乎崩溃，却发现人家那“社会主义优越性”也远比我们发达。不但“福利国家”大包大揽，就是号称自由放任的美国，社会保障的水平与北欧不能比，比我们还是高多了，何况国家之外，民间公益组织、互助合作、志愿服务之发达更非我们所及。

　　但我们又说，他们再富裕再平等再有保障也是丰衣足食的奴隶，不如我们人民当家作主。过去的说法是西方的民主低级而且“虚伪”，我们才有高级的“真正的”民主。可是后来这样说越来越底气不足，开始改口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发展才是硬道理”了：他们的人权太奢侈，我们还得先争取“生存权”。最近温总理也说，美国的民主发展了两百年，也给我们点时间吗。实际上就是承认民主方面我们也不如人。

　　这样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就从攻势变成守势，不是要“解放”人家，而是害怕人家来“演变”自己，于是就越来越少讲制度优劣，多讲“国情不同”。而“国情不同”最文雅最形而上的表述就是“文化差别”。于是不再强调我比你好，你要“followme”——跟我学了。而是讲我们有我们的喜好，你们有你们的喜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咱们谁也别follow谁吧。

　　而在国际上，这个变化又恰恰和近２０年来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元主义和反思“发展”、批判“进化”的潮流相碰巧。１９世纪时人们曾经对“进步”很有信心。大家都相信进化论，相信先进的必然要取代落后的，也应该取代落后的，就如生物演化中，“高级”生物要淘汰“低级”生物。但后来随着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凸显，尤其是随着原来号称能够以“好的现代化”纠正“坏的现代化”的苏联式实验走向反面，人们越来越觉得进化不见得是好事情，不知道要“进化”到哪里去，对世界和对人类的未来都有了不确定的感觉，于是越来越追求“多样性”。过去人们认为“新就是好”，现在似乎认为“多样就是好”。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上都出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潮流，人文方面“文化多样性”的呼声就更高。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宣言，倡导保护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前些年联合国什么机构好像还搞了个“文化多样性年”的活动。

　　在这种趋势下，今天西方社会对主流价值的批判思潮，其批判角度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将１９世纪西方的主流体制称之为“资本主义”，那么过去人们批判资本主义，往往是从设想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比如说叫“共产主义”什么的）的角度来批判它，企图以这个新的理想模式取代它。今天许多人仍然批判资本主义，但调子已经大有变化。甚至在冷战结束前，在“罗马俱乐部”那个时代以来，就已经出现这个状况：人们已经很难说什么是绝对好什么是绝对坏，也不敢说可以有个十全十美的结果，于是这种批判就变成了对现存秩序过于“单一化”（而不是过于“坏”）的批判，变成颠覆原有价值的“唯一性”以争取多元价值，而非用一种“好”价值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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