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高低 制度有优劣

　　如果说一般的专制大体属于上述第二种“坏制度”的话，那么我国历史上的法家专制，就基本属于这第三种“更坏的制度”。

　　法家和儒家：谁是“真传统”？

　　过去很多人说，西方人是性恶论者，中国人是性善论者。应该说性善论在先秦时代的确是很有影响的，原因下文另说。但我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就文献举证的话，典型的性善论话语是否出在中国，我无法下结论，但是典型的性恶论，以我的阅读范围内，当出自中国的法家。我们所知西方人讲性恶论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霍布斯的那句话：“人对于人是狼”。但是霍布斯这句话有两点要注意：第一他说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在我阅读范围内，西方思想家似乎没有谁说过儿女对于父母是狼、妻子对于丈夫是狼、把性恶论用于亲人之间的。第二他这句话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即他的意思是“人对于人难免是狼”，因为你无法保证人对于人不是狼。但是霍布斯并不主张“人对于人应该是狼”，如果不是的话也要把他变成狼。

　　但是战国时代的韩非则不然，第一他认为所有人对他人都不怀好意，包括至亲骨肉，所谓“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所谓“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自为心也”。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确其来有自，譬如历代皇室斗争中，骨肉相残、喋血宫廷的故事可以说史不绝书。像这种把性恶论预设推到如此极端的话，在西方思想家那里似乎未见。第二，韩非更极端的是，他不但认为人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居心叵测，而且似乎也应该是居心叵测的。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这样，反倒不好了，对皇上不利了。韩非明确地说，皇帝要君临天下，自私的臣下才好驾驭，因为有了这种自私，就好威胁利诱了。皇上以重赏来驱使他，用刑罚来禁止他，何愁他不就范？但如果臣下既不怕死又不爱钱，那就坏了，这不是有反骨吗？——“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这种性恶论就不但是事实判断，还是一种价值判断了。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皇上唯恐臣下不贪，对清廉者轻则嫌其“洁己沽誉”不好使唤，重则怀疑其“市恩于民以彰君非”想造反。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本来并不贪恶的人也要“伪恶”以求自保。汉初萧何为释刘邦之疑而故意霸人田产，自毁声誉的故事就很典型。

　　显然，韩非，实际上也包括商鞅以来的传统法家，设计的正是上述那种促人为恶、连善人为了自保也必须“伪恶”的制度。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像韩非的性恶论那么极端。儒家，尤其是思孟一派的儒家就是主张性善论的，那么他们是怎么根据性善论来建构制度的？

　　本来在中国的“传统”中，古儒以西周社会作为它的理想。而西周是以小共同体本位为特征的族群“封建”（不是我们后来意识形态宣传的那种“地主佃农”构成的“封建主义”）体制，它那种“孝高于忠”的观念，“家高于国”的观念，“父重于君”的观念都很突出。包括它所谓的“性善论”。其实这个所谓的“性善论”从常识层面来讲就是血缘共同体中的一种“亲情”，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与人为善、心存利他的呢？这很难说，但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一个家内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就相应地形成一种权责对应的观念。在熟人共同体中虽有上下尊卑，并无现代的平等之说，但这种上下的义务是双向的。“父父子子”，父不父则子不子。

　　大家会说了：权责对应不能只有这样一种观念，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保证这个对应。但是当时儒家不讨论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儒家取向于小共同体本位，它本身就不赞成“个人主义”或“君国主义”。而只要共同体足够的小，比方说在亲近的熟人圈里，乃至在一个家庭里，一般来讲仅仅亲情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家内不需要选举父亲，也无需搞什么三权分立。一般来说，父权和父责是天然统一的，子女当然要尊重父亲，但是父亲一般都会护着子女，会尽养育之责，而很少把子女当牛马当奴隶来虐待的。因为“虎毒不食子”嘛，天然的亲情在这里就起到了制约作用，使权责达到对应。

　　家庭以外的熟人圈子，权责对应就难多了。但比陌生人的“大社会”还是容易点儿。就以那时恩主与门客间的直接依附关系而论，虽然主尊客卑，并无平等之说。但“良禽择木而栖”，亦无单向屈服、绝对顺从之理。主客关系必须靠交情，即所谓“私恩”或“知遇”来维系。《战国策·齐策四》所载那个著名的“冯谖弹铗”的故事表明：主人不以知遇，门客就可能为“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而怀铗他去。主人推以殊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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