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高低 制度有优劣

　　其实没有也不要紧，西方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过去儒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发明了也不错。我们当然可以做新的制度设计，但这类设计恐怕也离不开某种底线吧。如果我们真正要“反思启蒙”，那就不能回避“启蒙”提出的问题：群己权界可以一锅粥似的不加划分吗？己域可以不要自由，群域可以不要民主吗？群己界分可以采取另一种处置方法，比如说立一个圣人，一劳永逸地划出一条线，以后绝不更改吗？或者，既然这条线模糊过，我们也就不划了，就在群己不分、颠三倒四的状态下高谈“道德”？

　　我并不相信什么“进步的客观规律”，也不反对后来者可以超越前人。但是“客观规律”未必有，形式逻辑不可无。“自私自利”不是好事，圣贤境界值得心仪。但如果你没有某种制度安排来防止“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那你就千万别“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这不是秦晖，恰恰是儒家先贤的名言。

　　其实到过那边的人都知道，西方社会并不缺少大公无私的高调，所谓“西点军校学雷锋”的阿Q式笑话固不足道，“基督教文化”所崇拜的耶稣不就是个为拯救众生而牺牲一切的典范吗？但是这固然并未把西方人都“教化”成圣徒，却也有益无害，大有造于社会的和谐与公益。

　　然而这样的效果是有条件的。其实在群己混淆神权专制的中世纪，基督教与我们的儒家一样被蒙上过“虚伪”的恶名，看过《十日谈》的人就知道什么是西方式的“伪道学”，什么叫“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后来基督教能摆脱恶名，增强凝聚力，不就是靠那种制度安排划清了群己权界吗？

　　而我们回避那种制度安排的结果，过去已经把共产主义高调弄成了“伪道学”，如今换上儒家仁义道德的高调，还要再次把儒家弄成“伪道学”？

　　呜呼，孔孟有知，夫复何言！（秦晖）

　　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下）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三）

　　“儒表法里”与中国传统

　　什么是“中国传统”？

　　前面讲了，“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也可以用别的名词，但反正这两个问题要分开。那么现在来专门谈谈“中国传统”。是“传统文化”还是“传统制度”呢？华夏文明存在了几千年，“文化积累”肯定十分深厚。民族性的象征符号系统，汉语汉字、衣食住行、年节礼俗、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皆为宝贵遗产。而说到价值体系，如果自说自话，则勤劳勇敢、聪明智慧、仁义道德、文韬武略，都应当发扬光大。

　　但如果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横向与他人进行“文化比较”——也就是说你比别人“勤劳勇敢”，意味着别人比你懒惰懦弱，如此等等——则如前所述，存在着“能否选择”的自由度不同、就不大容易比较“选择什么”的困难。所以，如果只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而进行鼓动，那么上面那些价值都值得大力宣传。但如果是做爱智求真的学术研究，那还是慎于褒贬的好。

　　何况除了上述技术上的困难，我们的先验价值也妨碍这种褒贬。因为作为人文主义者我是相信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应有优等民族劣等民族之分的。而如果文化就等于“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那些特点之总和”、等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民族识别的符号”乃至等于“民族（国民）性”的话，那么说“文化有优劣”就意味着“民族性有优劣”，这几乎就等于说“民族有优劣”了。我的价值取向使我无法接受这类说法。《甲申文化宣言》主张“不以优劣论文明”（不过，该宣言另一些文字似乎与这个观点相左），我深以为然。

　　所以我这里论述的“中国传统”，主要就是指“传统制度”而言。但在这里我主要谈的是关于制度的“思想”。过去在学术界，有种“文化史等于思想史，思想史等于圣贤思想史或大思想家的思想史”的习惯。而很多思想家好言制度。这也是文化史与制度史、乃至文化与制度常常被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要把两者分开，其理由不但有以上那些，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思想家讲的制度不等于现实中真正起作用的制度。所以如果说制度不等于文化，那么“思想家讲的制度”就更不等于文化了。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吗？当然有！否则还搞什么改良、改革和革命——那不都是为了调整、改变制度吗？文化也会有变化，例如某人原来爱吃中餐，现在变得爱吃西餐了，但这只不过是口味改变，很难以进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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