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7-4 9:33:00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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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运营能否降低系统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金融机构的全球化扩张中，银行是最活跃也是规模最大的，同样，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界银行定义的金融危机是，“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亡的金融事件”。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型银行扩张的重要目标，看中他们的不仅有发达国家、也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1995年拉美国家的银行资产中，外资银行占到18%，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8%，而在墨西哥，这一数字更高达75%。在东欧，外资银行的进入更加迅猛。在这10年中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由25%猛升到58%，也就是说，东欧国家的银行资产中已有近六成掌握在外资银行手中。欧洲央行的一项统计还显示，2004年加入欧盟的10个东欧国家，截至2005年底，外资银行已经控制了其77%的银行资产。
从表面来看，金融机构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是提升稳定性、促进行业发展和提升效率——至少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以及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但更多有识之士担心的是，如果出现极端的情况，由于金融机构跨国界的盘根错节，对本国、宿主国乃至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究竟是激化了还是舒缓了？
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次推算，结果发人深思：全球活跃银行（定义为50%以上的业务来自于母国之外）与全球所有的大型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敞口之差，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是负数，90年代末之后就一直保持在正数，也就是说，全球化扩张的银行面临的风险更大。
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雷文2005年做过一项研究，在所统计的43个国家中，有大量海外业务和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其股价都显示出明显的“多元化折价”（diversification discount），换言之，市场更看好这些机构分拆成更小型更专业的部分，金融巨无霸并不吃香。
大型机构：危机传导“高速路”？
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果当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拼命地全球化扩张，在大型金融危机面前、在溢出效应下，整个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反而更加脆弱。
传统看法认为，大银行会对其海外分支机构更严格监管、出现危机时出手相助会更坚决。但从实践看，并非如此。这些大型机构进入改变了宿主国整个金融系统的结构，带来令监管当局更头疼的问题和更新的挑战——溢出效应和传导效应：这些大型机构很可能成为外部金融危机向内传导的“高速路”。
如果说一国金融体系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较多，他们比国内机构更能抵御宿主国内部金融危机，但如果这些金融机构的母国或者母公司遇到金融危机，他们不仅比国内机构更脆弱，而且还会很快将危机传递进宿主国。
上个世纪日本股市大跌时，日本银行急剧收缩放贷规模，其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则更为激进，几乎全线叫停了贷款。更有研究发现，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放贷变化往往具有较强相关性，也就是说，他们给宿主国传递进来世界其他地方的风险——虽然这个宿主国也许在基本面上毫无变化。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业中，很多外资银行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贷款机构。
在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突发的大规模危机时，这种溢出效应就更为明显，而这些金融机构在突然的冲击到来之际，更有可能的做法是：斩断四肢、以求自保，不加区分地收缩所有海外机构业务。
克罗地亚第三大银行里节卡银行2002年在外汇交易中损失累计高达970亿美元，差不多是其资产的3/4，但大股东德国的BLG银行事后不是注资救助而是决定撒手不管，最终将里节卡银行59%的股权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卖回给克罗地亚政府。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越来越深入，以外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其全球化布局战略中不但纳入了中国而且提升了权重，中国的监管者们现时更需对十年前的那本“教科书”进行参悟、更须对未来新的风险模式做出防范。
思考二：金融监管的“跨界”难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无可避免，但我们又该如何“趋其利、避其害”呢？在看到金融机构全球化经营带来的好处时，政策制定者们又该如何携手合作，降低危机的传导和溢出效应？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交叉影响的事件”，“这场危机提醒每个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经济，但对经济和国家的管理，仍局限于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本土文化的水平。”
监管错配
目前对各国监管者最首要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