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6-14 15:34:00 来源: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 网友评论篇
浏览统计: 【字体：大 中 小】
领导批示只当“耳边风”
记者辗转联系到当年前去邳州采访的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那位记者，询问当时采访情况。他说：“当时去采访时，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对此事确实一概不知，得知详细情况后，很震惊也很愤怒，让市委组织部妥善处理。后来，我又将黄保印的材料辗转送给了江苏徐州市市委书记徐鸣。”
2005年10月16日，徐州市市委书记徐鸣获悉此事后接待了黄保印，在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在黄保印的反映材料上签字，并批给李连玉处理，要求上报结果，还安排了相关人员去江苏电视台核查行贿一事。
“徐鸣书记的接待让我很感动，也看到了希望，可到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上级领导签字批示处理的事情，到了邳州却会了无音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邳州如此政令不通？”黄保印的心中藏着一个又一个疑问。
随后，记者拨通了李连玉秘书魏小军的手机，表示想请其代为转达就黄保印的事情向李连玉书记的采访请求，了解一下邳州市市委是否收到徐鸣书记的批文，如收到又是如何处理的。此请求遭到了魏小军生硬的拒绝，以正在开会为由挂断电话。
记者也拨通了李清春的电话，想对官湖镇政府强制封园锁门的真正原因进行采访，但电话一直无法接听。随后，记者以短信形式，询问向江苏省电视台记者行贿一事是否属实，李清春回短信“不属实”，之后再拨打其电话便被挂断。
另据知情人透露，2005年8月26日，新华社记者走后的第四天，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军召开了涉及黄保印事件的所有当事人（官湖镇原书记徐学军、现任书记李清春、副书记汤先国、农机站长孙光辉，市农林局原局长何立付、现任局长刘国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鲁瑞冬、办公室主任郑思忠、副主任魏东山、干部监督科科长尚希军、原组织员办主任冯现密）的会议，统一应对媒体的口径，并多次强调不准对外走漏此次会议内容，否则后果自负。
维权路漫漫 何时见曙光
“两年半的时间，我不断地向各个部门反映情况，但都被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两年多了，我还是搞不清为什么要封我的园子？当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基层的父母官为什么会视而不见？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黄保印再也控制不住，留下了无助的泪水。
邳州市相关政府部门无视承包者的权益，任意妄为，承包者到底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刘远宏。
刘远宏认为，黄保印应先去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核查官湖镇政府、邳州市市委组织部、邳州市农林局是否有转包土地的权利。如无权，说明黄保印签订的合同无效，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起诉示范园及其主管单位过错责任，起诉邳州市市委组织部行政不作为，要求赔偿，并可以向土地、检察机关举报相关责任人违法私自转包土地牟利；如有权转包，那说明黄保印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那么就可以起诉官湖镇政府强制封园锁门行为为行政乱作为。
我国《合同法》第113条就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如果合同有效，对于黄保印的这种情况完全适用于《合同法》中的完全赔偿责任，完全赔偿责任包括违约方应赔偿受害人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所谓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在履行以后可以实现和取得的利益，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能够合理预见到的利益。按照黄保印与他人签订的250万元销售合同来看，如果不是被强制锁门，销售合同是完全可以履行的，那么黄保印要求违约方赔偿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300万元是有法律依据的。”郝劲松法律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青年法律学者郝劲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邳州市相关政府部门的这种做法，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会长冯并表示，承包经营者无论规模多大，也同样是在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应该以危害承包者利益为前提，就算是由于不可预知的种种原因，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积极地协调和处理解决事情，而不是来回踢皮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邳州市相关政府部门和个别人员的工作态度，与当前中央所提倡的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