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整条路都被堵上了,被堵在后面的汽车司机骂声不断,好几百名老百姓都在旁边围观。之后,双方僵持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孙光辉才叫人把车移开。
第三天,示范园的大门又被镇政府派来的人强行锁上,并安排了几个人手持钢叉在门口守侯。“那天我害怕出事没再砸门,镇政府派来的人说,他们只是执行领导安排的任务,如果我们敢砸门后果自负。”黄保印对记者说。
半个小时后,官湖镇党委副书记汤先国带着近二十人,分乘三辆汽车来到示范园,驱赶黄保印离开,并索要土地承包合同。他们明确地告诉黄保印是邳州市市委组织部下达的命令,示范园现已交由镇政府管理,有什么不服的去找组织部。
“我跟汤先国说,这块地是我和农业示范园签了合同的。镇政府已经把土地转给市委组织部,镇政府想收回土地应该通过合法途径来终止合同。”
按照汤先国的说法,黄保印找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鲁瑞冬询问锁门缘由。而鲁瑞冬对为什么强制锁门也说不出一二来,只是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没有拿出具体方案,并说要对示范园进行清产核资后,才能解决。
“就这样,示范园的大门就被官湖镇政府强行锁上了,这不但导致我250万的合同飞了,还赔了对方10万元的违约金。”
2005年4月16日,强制锁门的一个多月后,市委组织部才派出由干部监督科科长尚希军和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魏东山带队的清产核资小组驻进示范园进行清产核资。“清产核资以后,我多次去找市委组织部询问处理结果,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强制锁门后,我不但不能卖苗,就连进园打药、施肥、除草都全部被禁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苗木一天天枯死。而政府强制锁我的门,我却连个为什么都不知道。”说到这,黄保印的眼睛都红了,气愤地大声说道。
组织部长为何行贿媒体
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后,没有一点结果,黄保印开始通过热线电话向江苏省内的媒体反映自己受到邳州市委组织部门无端侵害的情况,寻求媒体舆论的帮助。
2005年6月27日,江苏省电视台公共频道《社会观察》栏目组来到邳州对此事进行采访,在黄保印的陪同下先后采访了孙光辉、汤先国、鲁瑞冬三人。
“孙光辉、汤先国的态度很强硬,根本就不接受采访,并一再声称执行的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工作。鲁瑞冬的态度倒是很积极,当天下午在市委组织部六楼会议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诚恳地表示三天之内一定把问题解决,赔偿到位,请求《社会观察》栏目不要将此事曝光。”
《社会观察》栏目的记者走后没几天,鲁瑞冬也到了南京,通过朋友联系上了前去采访的记者,拿出5000元塞给记者,请求电视台不要播出此事。
“到最后,节目还是播出了。”提到此事,黄保印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记者设法电话联系上了当年那位《社会观察》栏目的采访者,询问送钱一事的真伪,他表示:“鲁瑞冬确实给我送来过5000元钱,我拒绝了,但他还是要硬塞给我,没办法,我就把钱送到台纪检组去了,后来听说台里派人把钱送到了邳州市市委组织部。片子我们还是按原计划播出了,不过据了解那件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这是我们所遗憾的。”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5000元钱的真实性,记者又按照江苏电视台提供的人名电话联系上了当年收到江苏省电视台送回来的5000元钱的经手人——邳州市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魏东山。魏东山回忆说:“当时确实收到了江苏省电视台两位同志送来的一个信封,让转交给鲁部长,因为信封是封口的,我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当天下午,我就送给了鲁部长。”
一位堂堂的组织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给江苏省电视台记者送钱?记者试图电话联系鲁瑞冬就此事进行采访,但其手机、办公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向其手机发出了一条恳请接受采访的短信,到记者截稿前也未得到回复。
黄保印表示:“有几家媒体都关注过我的事情,都想知道强制封园锁门的真正原因,但最后都不了了之。2005年8月22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来邳州采访我,引起了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的高度重视。当着李连玉的面,鲁瑞冬当场向我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一定会处理好这个问题。李连玉也当场责成组织部在8月底之前必须把问题处理好,并以书面形式上报处理结果。”
那天下午,鲁瑞冬找到黄保印协商处理结果,黄保印要求按照合同赔偿其苗木、人员损失约300万元,而鲁瑞冬则以官湖镇政府没这么多钱为由,要求黄保印体谅一些,少赔一些。
“鲁瑞冬让我体谅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