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意外发展事件

从来没有一段历史，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着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们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

梳理近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我们便可以发现，正有那么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中国经济和企业呈现出如此独特而缤纷的现状：

意外之一：6000亿美元计划意外落空

如果我们把1978年视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元年，那么，在当时决策者的规划中，中国企业该走一条怎样的扩张道路呢？

在当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与此相关的，国务院拟定了一个企业发展规划，其主题是引进6000亿美元的外资在中国建设120个巨型工业企业。这无疑是一个雄心万丈的规划，它表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决定用国家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提升中国的公司规模和能力。这个计划被披露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撼。在下半年，中国向美国、欧洲和日本派出庞大的代表团，与各国政府和企业家广泛接触，所到之处，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副总理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则表示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这些资讯都刺激着中国领导人对引进持积极态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扩大对外引进的思想。

但是，政客的热情一旦落到具体的商业项目上却未必能丝丝入扣。一个例子是，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能够来考察中国市场。结果，丰田、奔驰表示婉拒，其他公司表示了兴趣但没有行动，通用派出以董事长墨菲为代表的谈判团，但投资动议最终被董事会否决，只有德国大众动了真格，当然它后来因此赚到盆满钵满。到1979年，中国的这个超级计划就偃旗息鼓，《经济学人》的评论是，“中国全面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中国不仅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而且也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才和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而《时代》周刊则直截了当地认为，“由于中国政府缺乏付款能力，所以庞大的引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我们打开了国门，资本却未必会纷涌而入。”6000亿美元的现代化计划搁浅，对当时的决策者——特别是改革派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意外，中国不得不选择更切实际的经济和企业发展模式。

意外之二：特区试验意外成功

1979年1月，当副局级干部、建设部下属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到北京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设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时，中央高层大概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这个动议没有在国务会议上进行讨论，也没有被列入“试点”或改革典型，有一个细节能证明当时的试验性：当袁庚提出要给一块工业用地时，李先念顺手用笔在地图上画了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说：“袁庚，这个都给你。”袁庚吓了一跳，最后只敢要了2.14平方公里。蛇口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纯属试验性质，一年多后深圳特区设立，中央也只给了4000万元的贷款，其余都要广东省自己“找食”。其受重视和被扶持的程度，与后来的上海浦东开发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就是这个无心插下的柳树却意外地张枝发芽，深圳靠土地出让和优惠的政策，迅速形成资本“凹地效应”，袁庚等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理念更成为中国改革的风标。1984年，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充分肯定深圳经验，自此特区模式及做法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主流经验。1992年，在三年治理整顿后，邓小平再次南巡深圳，在那里吹响了加快改革的动员号。

特区的意外成功，在南中国打开了一扇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它一直是中国继续开放和改革的示范生。

意外之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为了防止从土地中释放出来的农民大规模进城，早在1979年，中央就提出了鼓励社队企业发展的战略，标志性的文件是7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在这个颇具改革气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央层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对萌芽于农村的乡镇企业的角色与作用的定位。在《规定》的第二章《发展方针》中明确写明，社队企业的产业方向和产品方向是“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而其成长的半径则被限定在农村市场，社队企业“不得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因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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