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病痛：裙带资本主义

，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等，但由于国民整体的法治意识和国家整体的法治基础薄弱，引发了“恶的自由选举”（套用钱颖一先生的定义）。
在菲律宾这样的“民主橱窗”，选民以历史最高票数把埃斯特拉选为总统，除了选民们被埃的“罗宾汉”银幕形象所迷惑的因素，埃在全国各地的密友、哥们、职业支持者大洒金银，用金钱造势，同样是“功不可没”。
在泰国，某个政客竞选内阁总理职位，一般需要用商界密友们提供的政治献金向三类人行贿：一、对立政治阵营中的人；二、一般选民；三、国会议员。政客为了赢得选战需要巨额资金，这就导致他们利用权力索贿或贪污，或者与商界密友签订信用合同（当然不用写在纸面上）：商界密友先垫付竞选资金，政客则保证当选后把有利可图的工程等各种经济特权回馈商界密友。
为了自身利益和报答商界密友，政府官员还可以无视经济规律，无视管理漏洞，制造经济泡沫。对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裙带资本主义”体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不是全部责任）。
市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在某个时期曾经创造出的经济增长奇迹，又被同样来自它自身内部的消极因素所吞噬和破坏，继而发生政治地震，乃至全社会地震，这就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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