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病痛：裙带资本主义

二战后东亚普遍流行以发展为导向的“威权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ism Regime），一些相近的说法包括“有领导的民主”、“有选择的独裁”、“开明专制”、“贤王政治”等等。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威权领袖”还创造出一套“亚洲价值观”学说，为这一体制提供理论上的辩护。
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对社会事务实行较多控制，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有自由投票体制但不鼓励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成立过程的合法性有所不同，威权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领袖的个人威望和政府的施政绩效。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压减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以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补偿。为了求得经济高速增长和把蛋糕做大，威权政府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强化宏观经济调控和积极干预市场。
随着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中的政策因素和权力因素加重，从而引发了众多的行贿动机。从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又鼓励官员们和行政部门扩大对市场的干预以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利益，此即所谓“造租运动”——把更多的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制造出来。于是，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于是体制性的腐败大面积发生，官员和企业家互为密友，互为依靠，贪赃枉法，官员违反职业操守庇护企业家密友，企业家则纷纷积极“认养”官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马来西亚，新兴的马来统治集团为了达到其“重组社会”（即提高占全国人口多数的马来人的经济实力、经商能力和收入水平，改变华人经济一支独秀的局面）的目标，积极干预市场，这就使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难解难分，出现了执政党巫统大办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和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指导”等现象，其中主要的受益者是新兴的马来政治精英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华族商人、马来商人乃至西方商人。这就是为舆论所诟病的“朋党体制”。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家翁诗杰批评说：马来人政治已从最初的“甘榜（乡村）政治”转型到新的阶段──“商业化政治”。据报道，马哈蒂尔这位“威权领袖”对“下属们的贪污行为”感到震怒，下令对“金钱政治”开战。巫统已要求关闭该党名下的1.6万家公司，它们都涉嫌利用巫统的权力进行不公平竞争。马哈蒂尔多次含泪呼吁巫统党员干部们“抛弃搞金钱政治的人”。但笔者认为，仅仅抛弃“人”是不够的，是制度滋生金钱政治，而不是人。
安瓦尔派系的一员大将、巫统青年团总团长查希在与马哈蒂尔对抗失败后，他的经济问题随之被揭露出来。据调查，查希在95家公司担任董事及在24家公司共持有数千万马元的股权。一个年轻人怎能担任近百家公司的董事？这只能是与他的政治地位有关。查希本来和他的许多上下级同僚一样，是不会有事的，然而他在政治上上错了船，于是人们才“猛然”发觉查希原来收取了大量的权力租金。
菲律宾媒体在埃斯特拉达垮台后也揭发说，政府卷入从合法赌博到股票交易等许多商业活动。因此，总统的密友和密友的密友们均能从政府合同中得到好处，或使政府的有关政策条款对自己有利。在印尼苏哈托执政时期，不仅政府积极介入市场，连军队也大办公司（这样的公司在市场上自然谁都让三分）。印尼军队自独立后长期拥有“双重职能”（保土安民、平衡政治），实际上他们还拥有“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的“第三职能”。
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大量“特殊公司”进入市场，不仅加重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也妨碍了企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生长，从而最终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根源之三：
自由的选举制度与薄弱的法治基础
亚洲威权主义体制毕竟与极权统治有所不同，它并不排斥公开的多党竞争、议席竞争，甚至执政党内也有竞争，譬如马来西亚巫统党内除党主席职位长期不受挑战之外，其它职位都可以是差额竞选。
从经验上看，亚洲国家一轮轮金钱政治高潮与定期的自由投票选举有密切的关联。法治基础薄弱和失序的自由选举体制构成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制度根源。李光耀在他新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国家从极权走向民主，应该会越来越清廉；但事实上刚好相反，越民主，贪污越严重。为什么？李光耀解释说，民主政治是选举的政治，而选举都是要花钱的。
美国的种种选举也是要花钱的，而且其金额堪称世界第一，但由于对政治家的经济状况有着严格的监督，对竞选资金的获得和运作有严格的法规管制，并没有因选举而酿出惊人的或大面积的腐败。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套用竞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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