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论断的学术基础即其经济理论和统计模型, 建立于功能紊乱的货币主义政策之上。过去几十年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应用该政策削弱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经济体。当日本在工业上发起挑战时, 美国外交家通过与其达成“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定”, 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其权力。这些自杀性的经济协议使日本加剧了其泡沫经济, 而导致其经济在1990年后完全破产。
日本让其经济政策听命于美国顾问, 与英国在“二战”后的屈服极为相似。似乎美国的建议确实考虑到了外国利益并将世界发展置于其国家私利之上。现在, 每个国家都应清醒过来: 如此信任美国的领导资格是错了。然而,有多少日本人现在能够记起, 1985—1986年该国被要求降低利率, 仅仅是为了制造一种泡沫以促进美国的市场繁荣, 从而帮助美国共和党政府再次当选呢?
在美国的保护下, “二战”结束时承诺的基于自由市场的公正的世界经济, 反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府管制时代。在美国之外, 金融部门促进了中央极权的经济计划, 这样做不是像货币主义经济教科书承诺的那样, 是为了扩大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 而是为了榨取利息和股息, 并将之转移到国外。它假装反对公共税收,只是为了让更大笔的经济剩余转到美国, 或者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从债务国, 或者通过中央银行贷款的形式从债权国转移到美国财政部。
然而,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安排的演变中, 既得利益扮演的角色揭示出, 实际上,为国家和国际层次的货币改革铺平道路的必定是全球金融彻底崩溃, 而非共同外交。正是彻底崩溃的威胁, 阻止了这些国家提出替代方案, 这正如欧洲在1933年和1973年受到阻止一样。看来,全盘瓦解的担忧束缚了欧洲的手脚, 而并未促使其领头捍卫自己的经济自决权。
结语
历史上, 黄金曾充当抽象的“客观”资产, 是国民经济竞争的战利品。但是在1971年黄金被有效地非货币化后, 世界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同等对称特征的物质填补黄金的地位。世界缺乏这样一种替代物, 这给了美国填补真空的机会, 而且也只有美国而不是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填补该真空。即使至今日,欧元也仍然没有成为美元的替代品, 更不是像黄金一样的提供了数个世纪服务的国际资产。
从政治上说, 欧元缺乏实体支撑。但更为重要的是, 欧洲和亚洲都没有走替代道路的政治意志。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要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 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 就像一个只能跟随着舞伴的领舞来跳舞的人一样。未来一个或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将发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 即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都不能设计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使各国的经济收益为其国民经济服务, 而不是将之输送给美国。
无疑, 从未来回顾现时代, 它将被视为一个美国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对称的时代。美国已经接受了搭便车, 而欧洲即便此前领受过美国采取债权国战略的历史, 也未能学会如何与精明的美国人玩这种国际金融大游戏。
大多数历史学家必然得出如下结论: 欧洲和亚洲的想像力过于贫乏, 第三世界的经济过于虚弱。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短暂地尝试过创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使美国外交官能够挫败外国脱离已变成巨浪和海啸的赤字美元的企图。
在最高层面上, 人们可能会责备经济理论本身, 特别是责备它未能提出相应的功能范畴,以促使更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普通民众理解指导美国谈判人员分别在1932—1933年和1972—1973年进行谈判的原则。不理解这些原则, 就不可能创建后美元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