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在“一战”后的表现相比, 这些话听起来几乎是利他的。在国外, 将自由放任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商业原则已成气候, 但它受限于美国要求的特别让步。
人们没有真正把握正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经济含义。它不只是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最大的市场, 也不只是意味着美元是大部分贸易进行交易的结算货币。英镑早在19 世纪就取得过这样的地位, 当时英镑可以代表黄金, 而且由于英国的工业和金融领导地位, 其国际收支平衡通常是盈余的。
最重要的是, 英国是以结束其农业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 它废除了1846 年的《谷物法》。作为开放英国食品市场的补偿, 其他国家默许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从而巩固了英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
比较而言, 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美国外交官为其国内外政策攫取了尽可能多的自主权, 但抵制外国对美国经济施加任何影响。由于20 世纪30 年代罗斯福“新政”推出的法律和市场控制仍有效, 美国的农业市场和核心的“国家安全”部门依然受到保护和大力资助。
美国国会批准国际协议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平常的事实。“一战”后, 国会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的理由是保护美国的自主权, 并防止外国强加的政策有损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战”后, 美国之所以愿意加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仅仅是因为美国被赋予了否决权。这就使美国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
在这些国际组织中, 对美国国会及其选民特别利益负责的美国代表掌握着外交主动权。在其他任何国家, 地方官员都没有拒绝其行政当局达成的国际协议的同等能力, 在协议谈判中, 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按照如此狭隘的意识来计算其自身利益。其结果是, 名义上的多边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乃至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分支机构的政策显然反映了一种放大了的美国民族主义。
新自由主义阴谋
世界银行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构性问题。最初它只能贷出美元和其他外汇, 而不是农业现代化所需的国内货币。当时在世界许多前殖民地地区首先需要的是土地改革, 但世界银行声称它无权要求那些国家政府这样做, 它认为这是侵犯国家内政。到了世界银行终于开始坚持贷款国政府须改变国内政策以达到贷款要求时, 它的经济哲学又要求贷款接受国执行依赖美国的经济政策, 而不是要求债务国改进政策以更为自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 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明显没有从20世纪60—70年代经济紧缩政策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其削弱他国的计划是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标准要求是, 债务国政府必须通过实行高利率和征收重税(针对劳工和国内资本, 而不是外国财产) 来加强控制。这种紧缩政策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使原材料成为出口产品, 而不是在国内进行加工。这又导致国内工资低廉, 同时也破坏了政府预算, 迫使买办政权面临实际上的破产。
在这种条件下, 买办政府只有廉价甩卖国家资源给外国才能维持债务偿还能力,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俄罗斯私有化第二阶段就是如此。这种廉价甩卖意味着自然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不能作为国内税收的基础, 可以压缩总体经济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不到融资。
垄断租金被私人所有者占有, 大部分被汇往国外, 而那些被国内所有者占有的部分也最终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性”贷款类似的资本外逃形式流往国外。稳定的是利率, 这使金融利益集团能够把在这些国家得到的收入兑换成美元和其他硬通货, 以保值和带走。
最终结果是, 迄今为止相关窃国寡头通过私有化等方式攫取的收入都被整合进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