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政治制度对以色列而言,同样意味着竞争力。1990年代,由于前苏联解体,以色列经历了一次移民潮,涌入以色列的人口约有100万人,这与法国当时移民到美国的人数相当。前苏联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据以色列商贸劳工部高级官员估测,他们给以色列经济带来的价值差不多150亿左右。
这笔数目相当于俄国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经费,这意味着苏联免费为以色列培养了一支研发队伍。苏联移民中还有许多经济学教授。那时候如果你随便打开一份报纸,就会发现有很多关于苏联教授为以色列做出贡献的报道。
以色列还是一个鼓励思想创新的国度。尽管犹太教信奉“一神思想”,但他们鼓励思想多元化,倡导思想独立、言论自由。1995年,刺杀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那个青年,在没有死刑的以色列,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他表示“绝不后悔”的言论,也能自由地见诸报端。在特拉维夫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接受我们访问的Paul Rivlin博士,指着陪同我们的外交部官员说:“我的观点不代表政府,我认为巴以冲突中的双方都有责任。”
软实力
曾被马克·吐温嘲弄为没有希望的疟疾横行的以色列,何以一跃而为中东“花园”,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一个跻身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林的强国?探寻以色列崛起之谜,人人不时提到她蓄积多年的“软实力”。
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新概念,包括文化的感召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国际关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要素。如果说军事层面的“硬实力”,是以色列在对敌战争中屡屡获胜的关键,那么,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软实力”则是以色列崛起的关键。
以色列人口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犹太人。犹太文化2000年来对“一个神、一本书、一种信仰”的忠诚,最终孕育成“四海一家”的“犹太一体观”。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回家”。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在2005年5月1日之前,还是个美国犹太人。
58年过后的今天,以色列的人口数,已由建国时的60万,变成700万。在希伯来大学攻取哲学博士学位的张宝贤对我们说,只要你信仰犹太教,无论你来自哪里,都可以皈依为以色列公民。换言之,今天的犹太人不再是一个确定的种族,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我们在耶路撒冷街头看到的警察,就像一个“多国部队”,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警察们,其父母或者来自于北非,或者来自于前苏联,或者来自于美洲。
“四海一家”的文化观,影响着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外交部一位官员说,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款,是1950年代以色列甩掉战争包袱的重要因素。
引领我们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地带的Leah Soibel,是个生长于美国的犹太人。数年前,她放弃了纽约的舒适生活,只身来到以色列,组建了一个帮助国际记者理解巴以冲突的非政府组织——“以色列项目组织”,引领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进入巴勒斯坦火箭喜欢袭击的危险地带。我们乘坐直升机观察巴以局势的3000美元的费用,就是该非政府组织支付的。
“四海一家”的文化观,鼓励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重返故土,鼓舞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捍卫故土,热爱祖国。在巴以冲突频频的加沙附近,有个名叫Sha'ar Hanegev的地区委员会。EliahuSegal是该委员会的行政长官。他说,炮火几天前刚刚烧毁了他的院落,但他们一家三代并不会因为恐惧而撤退或者搬迁他处。在被火箭炮摧毁成断壁残垣上,人们的情绪没有我们想象的紧张。
外交部官员说,民众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对付恐怖活动的默契,耶路撒冷死伤惨重的爆炸发生不过两小时,秩序就恢复到从前。超市、酒店、办公大楼的安检,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人们的表情,除了配合,就是安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