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能够开发的资源只有国民的头脑。他们复国还没成功,诞生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希伯来大学就已经建成。他们对教育的投入是惊人的。以色列人投资子女教育的热情丝毫不逊于今天的中国人。
一位以色列女性官员说,她们在向别人介绍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往往会说,“这是我的孩子物理学家某某某”,以示父母对子女未来的期许。据悉,2000年以来,将近一半的以色列人受过13年的学校教育。以色列每1万人中就有140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个比例是美国和日本的两倍,全球各国没有能出其右者。
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
以色列高科技的惊人成就,以色列谜一般的崛起,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话题。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巴泽尔著述的《产权的经济分析》,是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等人时常提及的名著。书中所有的案例,都来自于以色列。
一位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移民以色列的“北京人”,对我们说,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安排,是以色列得以崛起的关键要素。
以色列的经济政策取向,是私有化、市场化、法治化。
以色列的技术创新,得益于政府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法治环境。以色列商贸劳工部外贸局局长Boaz Hirsch说,自1950年代末期《鼓励资本投资法》诞生以来,《鼓励工业技术研究法》等等鼓励私人和外资投资高科技的专门法律,接连出台。微软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公司,潮水般涌入。
以色列的技术创新,还得益于政府垄断枷锁的砸碎,私有化历史进程的加速。将我们从中国送到以色列的以色列航空公司,就是一家两年前由国营改制为私有的公司。
自1990年代起,以色列国有公司的私有化浪潮惊涛拍岸。去年,以色列通信巨头Bezeq在耗时6年的私有化改制中,终于脱掉了国有的衣裳,裂变为一个个竞争充分的移动运营商或者服务提供商。政府的责任,被简化为六个字:缩小数字鸿沟。
以色列的技术创新,同样得益于风险投资制度。在海法高科技园区,一个只有三个人的技术公司,试图为中国人既不损害欧美知识产权又能便宜地使用欧美游戏软件,提供技术支持。公司总经理从政府那里拿到了第一笔免费的风险投资,他说,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使用它,因为政府只给他一次机会。
以色列风险投资协会主席Assaf Harel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不存在风险投资产业,政府设立专门的风险基金,打破创业者初期的资金瓶颈。如果成功的话,受益归个人所有,失败了,损失由政府承担。15年后,美国拥有全球排名第二的风险投资产业。
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说,鼓励经济腾飞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数十年前,不少人问他,以色列人这么聪明为什么不好好工作?这位前美国花旗银行副董事长说,那时候的制度安排,不能鼓励人们创新的自主性。
以色列人不仅看重他们的经济制度,还看重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以色列高等法院门前,以色列商贸部的官员说,好的法律和好的政治,为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好的制度环境。
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均不同于美国,但三权分立的框架、宪法之上的原则、自由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以色列的朋友跟我们津津乐道的两件事,一件是警察在解决冬季积雪问题时,对他家和总理家的态度没什么两样的陈年旧事,一件是我们在以色列期间发生的,以色列检察官对总统卡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