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一种说法,笔者注意到国内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论。笔者的看法和感觉是,究竟印度能否崛起,何时崛起,以何种方式崛起,这首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过学术层面或者学术研究的方法就能够说清楚的,是需要实实在在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后,才能够说的有理有据,相对客观一些。实际上,多少年来,我们对印度的研究并不是非常充分,之所以如此,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上,人们更多是愿意把眼光放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于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印度,曾经和我们同样有过文明历史的这个东方大国,并不是特别了解,时间久了,就会觉得有一种陌生感。因此,关于这些年印度是如何发展的,特别是印度在1991年开始如何通过改革以及对外开放,逐渐开始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我们需要认真的观察、思考和研究。现在网上比较多的就是靠短短的几天观光旅游、开会接待获得的一些感受对印度进行分析和论述,这些分析尽管有必要,但是毕竟仅此得出结论就不一定完全和客观。
至于贫困问题,的确,凡是到印度来过的人,第一印象就是她还比较落后,特别是看得见的成群结队的乞丐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目前的“物质贫困”意义。当然中国一些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只不过在中国有一个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因此有时候在中国的城市内部,你一定不觉得的乞丐有印度那么严重。在印度,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据说这就是印度的民主,即你可以完全自由的选择你的居住地或者说有自由迁徙权。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人口流动在客观上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尤其是当人口流动伴随就业的时候,这种流动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效果。但是,在印度,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一定都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因此不一定能够确保“流入者”在城市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收入来源,这时候不仅城乡差距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会产生新的城市问题,如在印度城市内部的贫民窟现象。实际上,笔者注意到,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内部,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是在印度却是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民主的号召下产生的人口流动并未达到人口流动应当产生的积极效果。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印度一些大城市内部,开宝马车、开大奔的大款和富姐往往和成群结队的乞丐并行。这种显性化的贫困和落后给人的感觉和印象自然会更深一些。
关于第三点,印度的民主问题,实际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是非常复杂的。有三件事情给笔者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一是每天早上浏览一下当地的报纸,就会发现有关印度政治事件以及政治讨论的话题占据较多的篇幅,而关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讨论比较少。而且,在尼赫鲁大学也是这样,师生之间最喜欢讨论的也是国内国际政治。笔者和几位教授交流了这个感受,他们说,印度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国家,各种党派、各种政治观点、思想等非常复杂,因此整个国家政治气氛比经济气氛要浓厚。二是由于笔者刚来需要办理一些有关手续方面的事宜,有时候是某个部门领导安排好,然后交给下面的办事员负责处理和操作,但是往往出现拖沓甚至不了了之的情况;后来相关的几件事情都是同样的结果。笔者与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印度学者交流这个感受,他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的印度特有的“民主文化”,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主,你没有权力指示我这样或者那样。他同时也告诉我,多少年来印度就是在这样一种民主文化的背景下“缓慢增长”。笔者不是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但是对所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主”这种说法不能够理解,也不能够赞同。因为,民主也要依靠法制,换句话说民主也需要秩序,需要促进社会效率。如果每个人自己有一套民主的标准,人人按照自己的民主去行为,那还有什么效率可言?经济学中有一个学派叫公共选择理论,其中讲到了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最后的结论就是“民主往往无效率”。看来,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实际上,关于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已经有大量的学术文献对此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依靠各种要素共同参与,平等竞争,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但是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需要一种秩序和规范约束利益主体行为,因此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法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讲效率、讲法制,必然要讲民主。但是,民主不应当是没有秩序、没有规范的人人都有个人自己的一套民主的“民主”,这必然会导致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