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2 18:55:00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侯东民)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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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上所述，总体上这不能改变这一期间经济在快速发展，而人口问题始终困扰的基本性质。
第二，印度生育率居高不下，其近年发展表明，只要劳力成本低，条件适宜，外部投资青睐，一定时期内经济也能较快发展。其经济发展得益于劳力成本低的现象，与是否处于人口“红利”期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问题也是明显并存的。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象与人口“红利”联系起来，因果关系至今也没有得到过有效论证。
第三，为什么在生产、消费环节，现实中可以觉察到这种人口结构确实有利于拉动消费或增加储蓄？生产、消费环节的这种感觉是实在的。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剩余劳力问题主要是以潜在方式而不是失业方式存在，生产、消费环节直接面对、认识的现象是“三人的活五人干”中的“5个人”，“感觉”不到剩余劳动力的潜在背景及已经潜在打了折扣的劳动者们的储蓄与消费，并不奇怪。
第四，剩余劳动力问题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可以靠低成本而发展的好事，这一认识并不妥当。社会没有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导致低成本对资本的吸引，才是真正的好事。如果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人口控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起点本来会更高，在起点更高的位置上发展好，还是降低了起点，再以低成本人口“红利”达到那个起点，在多出几亿人口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更好？
综上所述，从多方面看，笔者认为现实上很难认为中国已经得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怎样看待人口
“红利”行将消逝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把当前阶段称为人口“红利”的受益区，人口“红利”窗口关闭，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口问题将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老龄化问题，这是我国人口政策需要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符合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性质。
中国确实面对老龄化加快发展问题，但中国老龄化与西方最显著的不同，是老龄化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相伴随。老龄化的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是影响下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力量，在中国经济一定的发展态势下，两者如果起到很好的拮抗作用，将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与经济不协调的状况，也将减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起到很好的拮抗作用，则可能加剧矛盾。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规模问题依然长期有深远影响。例如，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西方劳均耕地规模目前为中国的几十倍，日本也为中国4倍。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下，政府补贴已受到国际贸易规则日益强化的约束。因此，我国农业经济靠自身力量发展，今后必须大力提高人均经营规模。但中国一产劳动力保有1亿，劳均增长4倍达1.5公顷，才等于目前日本的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就应在2亿以上。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转移了农业劳动力2亿多，产品已经充斥世界市场，家电、皮鞋、纺织品等，已经占世界市场很大份额。国际市场已经有强烈反应。不谈今后国内生产效率还会提高，仅再转移2亿农民，中国人能生产、供应多少产品，即便是扩大内需能消纳多少？即便生产效率不提高，这种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近来，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逐渐显现，人口众多的印度也在崛起，参与抢夺世界市场份额。中国经济发展走产业升级道路已不可避免。但这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将减少。所以，即便中国经济保持快速的发展，人口规模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完全可能继续长期困扰中国。
人口规模依然严重
事实上，中国人口问题最基本的矛盾在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国土资源方面的预测已经指出，2020年左右，中国主要矿产将依靠进口。下一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逐渐尖锐，可能使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警惕人口规模方面的不利影响，依然是今后中国人口政策必须谨慎地、乃至优先考虑的问题。
所以，“人口红利说”及中国人口政策调整问题，只是偏重人口结构问题，没有充分重视老龄化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并存特点，没有充分重视人口规模问题对中国今后依然有的重要政策意义。相对于人口结构问题，作者认为，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矛盾，仍是中国人口问题最基本的方面。至于人口结构问题，不过是中国人口控制必然的代价，所谓世事两全难，主要应依照社会经济政策削减其不利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