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都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陈志武
历史学者可能很难回避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平均四五十年农民革命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种规律似乎两千年没怎么变。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会问:历史规律还会不会重复?如果不想让它再重复,那又有什么招呢?
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对科学技术发展史感兴趣的同仁可能会从军事技术角度来谈,他们也许会说,导弹、飞机、夜视镜已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几乎不可能成功,所以那种靠百姓武装革命达到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结束。试想,在以矛盾、镰刀斧头为主要武器的年代里,正规军和起义军在武器水平上的确很对称:拿起镰刀斧头,你的武器就跟政府军旗鼓相当!更何况起义军热情自然高涨而政府军是为别人卖命,那时革命成功的概率肯定不低。但在今天,正规军与老百姓间的武器不对称已达到极点。原来,地下党可以在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但如今的夜视仪已消灭了白天黑夜的差距;原来,后方革命根据地可以长年累月地为革命军提供养兵千日的条件,但今天的飞机和高精度导弹使这类根据地也成为历史。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昔日的改朝换代周期无法重演,游戏规则已被重新定义。
而我们从金融技术角度也能看到,金融技术使得现代国家难以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规律,当然,这不是说金融技术把革命的问题根除了,而是它们可以降低发生改朝换代的概率。关于金融技术、特别是证券技术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以往认识较少,过去我们集中关注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家庭的作用,不太注意证券、特别是长期债券市场对治理国家的妙处。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题目。
近二十几年持续增长的启示:政府敢于“借钱花”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国家理财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能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使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不少专家预测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但,不管规模大不大,而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事本身在观念冲击上就是一种大的冲击。
1986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82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9%。如图1所示,那年新发国债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到1988年,财政赤字升到134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7%。1989年,国家财政继续恶化,当年新发国债408亿元。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外资支持的制造业,另一方面来自政府财政和公债支持的基础建设项目。因此,在国家财政恶化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和公债市场成为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两个关键之一。在1989-1991年经济相对低速增长期间,3年共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