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非常缺乏资本,所以必须大力引进外资,但在提倡自主创新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今天,引进外资政策应该从以前只注重外资数量转向注重引资质量、引资效益。我们不能只讲增长不讲效益,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只想现在不想将来。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国家宏观经济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上海市发出信号,在“十一五”期间,上海利用外资不仅要继续注重数量和质量,更要提高其社会效益。在前段时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被列为重要内容。而在近期中美经济官员联合会议和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谈话中,“扩大内需”被视为减少中国贸易顺差、解决中外经济失衡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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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溢出走上正轨
从“市场换技术”政策的长期实施中可以看出,利用外资的一个动因是获得先进技术。但是研究发现,外资带给中国的技术相当一部分是已经淘汰或正在淘汰的技术。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法认为,至少目前看来,FDI的大量引进并没有带动中国科技创新的质的飞跃。
有人甚至认为,随着FDI带来的大量国外科技,实际上对本地原有的科技是一种“挤出”效应。从产业和商业化角度来说,就是国外先进科技带来的产品,对国内现有技术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摧毁,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想跟跨国公司竞争就必须购买他们的技术,循环始至,我们始终在技术创新上难以有所突破。更为严重的是,引进的技术并不一定是先进的,但市场却被外资占领了。
以深圳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深圳FDI主要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和东南亚等近邻国家的中小投资者。即使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进行投资,也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基本上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成衣、玩具、低端消费电子品等,高科技比重偏低。
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并不比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高。
虽然FDI的技术溢出是正是负,迄今为止尚未定论,但调整引资策略,使“技术溢出”效应走上正轨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共鸣。
长期以来,我们把中国的技术升级依靠在引入国外技术和资本上。虽然日本经济、韩国经济起飞就是建立在引入技术的基础上,但日本和韩国并非把资本与技术捆绑在一起引进,而是在保持内资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对所需技术进行引进和学习。要实现外来技术与本国资本的有机结合,就必须在创新中吸收。这样一个引入的过程,既是不断提高本国资本技术含量的过程,也是打造民族品牌的过程。日本和韩国在汽车产业中都有自己的品牌产品,就是最好的例证。
跨国公司对外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的:当地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前向后向关联得到技术;通过人力资源的流动产生溢出效应;通过示范与模仿来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我们应通过增强本土企业的技术吸纳能力、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增强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配套协作等方面来获取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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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良好法制环境
在我国吸引外资的要素中,廉价生产要素和市场潜力居于前两位,尚未集中到投资环境综合竞争力上。
近几年,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的关注重点已逐步从优惠政策转到法律执行、产业导向、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增强执法能力和水平,提高监管制度的透明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各项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际资本流动更趋理性的趋势下,我们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保持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统一、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要增强法制观念,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法律执行环境。实行“法律环境优先”策略,即把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