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乡镇的任务数从3000万到460万不等,而县直单位则从1500万到100万不等。作为市属垂直管理部门亦领到了从1000万到200万不等的任务。
记者了解到,甚至连残联、文联、新华书店,包括县一中、二中及职业高中都被赋予招商引资任务。
为了做好垂范,县四大班子领导共承担了总计1亿元人民币的任务,其中县委书记、县长各承担500万指标。
这是关乎所有单位和干部切身利益的硬任务,县委一官员以重中之重、压倒一切来形容兹事体大。
《办法》还规定,每个单位必须确定领导班子成员的三分之一时间离岗,专职招商工作;财政部门从各乡镇和各单位在职人员工资总额中扣除10%作为招商引资保证金,年底完成任务者补发,完不成任务者充公,作为招商引资基金。
此外,招商引资与干部的提拔使用、考核评比、奖金福利挂钩。
《办法》中规定的“一把手”问责制则对类似於俊华、任献彬这样的官员构成极大压力。
“2006年上半年完成任务30%以下的单位,一把手交出日常工作,离岗招商,年底完不成全年任务的单位一把手视为不称职,应自动辞职……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两年内不得提拔。”
当地一位官员一言以蔽之,“表是经济指标,里是政治任务”。
招商之艰
2006年12月18日上午,阜阳市招商工作培训大会在市委党校召开,数百位各市直单位以及各县“招商精英”云集于此,听取市招商办领导教诲,“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
阜南县有官员则将招商概括为“三个凡是”:“凡是别人采用的招商方式都灵活运用,凡是别人采取的服务措施都学着去做,凡是有商机的招商活动都不放过,而且力争比别人做得更好。”
於俊华所在的安监局和任献彬所在的市容局各分到400万元人民币的招商指标。
年初,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两位局长都向分管领导反映任务过重。
於俊华强调,安监局的编制只有5名,正式行政人员才只7人,日常安全监管工作、上级单位每年的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已令她应接不暇。
市容局编制只9人,自言不好交际的任献彬担心自己人脉不广、能力不够,兑现不出吸引外资的足够优惠措施。
但他们的抱怨并未被接受。
这两位几十年一直在阜南基层工作,人脉、关系均限于本地的局长,不得已开始艰难的招商征程。
於俊华先后去了沈阳、北京,甚至偏远的丹东,托亲戚、找朋友,经历了一次次的无功而返,“每个月,每个季度要上报进展时,焦虑得连觉都睡不好。”
而任献彬则称将自己的一半精力贡献给了招商引资,他先后接待了深圳、 东莞、杭州、山东等外地客商,“一茬一茬,陪吃,陪住,陪玩”。他说,单位每年只有9000元的行政经费,几乎将迎来送往的事全部安排在自己家里,自掏腰包。
焦虑并非孤例,记者在当地接触的官员,总会不自觉地拜托,“你们在大城市的,有什么项目得介绍给我们啊。”
该县一下属二级机构的领导告诉本报记者,年内,前前后后为了招商引资花了十几万,到现在连个影儿都没有,费用也没法报销。
而对于阜南来说,招商绝非易事,记者亦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阜南县曾追随安徽代表团赴广东等地招商,签定的唯一意向合同,因对方索要巨额回扣不了了之。
2006年7月20日,阜南县委县政府通报了上半年全县招商引资考核情况,没有完成半年50%进度的单位达到89个,占三分之二。而市容局和安监局在内的7个单位则为零进度。
半程过后,通报文件指出,“当前周边地区及我市兄弟县市区招商引资形势咄咄逼人,稍有懈怠,必将失去发展先机,全年目标就很难实现。”
整个6月,於俊华和任献彬收到了一封又一封来自县招商办公室发出的紧急督查函,强调“(如果完不成任务)一把手交出日常工作,离岗专职招商”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