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确定引资的适度规模就显得特别重要。有的学者将外资的适度规模界定为“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时的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偿还能力的外资规模”。钱纳里——斯特劳特的“双缺口”模型将外资的适度规模定为一定时期内由一定投资效果和经济计划增长速度的投资总需求与国内储蓄总额之差。它与经济计划增长速度呈正相关,与国内的储蓄率(或国内投资率)呈负相关。
最近几年,我国资金供应状况发生了逆向变化,即由储蓄和外贸“双缺口”转向“双溢出”。从内资方面看,1994年国内居民储蓄倾向达0.49,国内储蓄存款累计额超过2万亿元,1998年6月突破5万亿元,金融机构存贷差突破8000亿元。再从对外投资方面看,1994年国家外汇储蓄约516亿美元,1997年高达1399亿美元,至2002年6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已达2427.6亿美元,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含外资)外汇储蓄存款1444亿美元,其中个人外汇储蓄存款868.5亿美元。从这里不难看出,很大程度上我国已不是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在内资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外资的逐年递增引进已大大加剧了“双溢出”的扩大,外资对内资的“替代”已使“内资”闲置了几千亿元。这不能不说是对资本资源的一种浪费。造成这种结果,与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外资优于内资,外资多多益善”的“引资幻觉”分不开。
当国内资金供应情况从“双缺口”转为“双溢出”之际,引进外资的着眼点应从数量转变到质量上来。同时,在引资政策上,也应将以前的外资“超国民待遇”或者“非国民待遇”逐步取消,适应WTO框架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要求,尽早修改和完善外资法,统一各地、各部门的有关法规政策,处理好国产化与国际化、保护与开放的关系,加大对外商投资的执法力度,依法对外资保驾护航。
根据国际投资的一般规律,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国际间流动的根本动因。我国恰恰是一个有很大开发潜力的投资市场,具有市场、贸易、引资等方面的“大国效应”,这从1993年以来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的吸收外商投资国的事实可以看出。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特定优势,对来我国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实行“优胜劣汰”,打好“市场、利润”这张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外商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有真正的“实用的高新技术”。同时,政府也应适当利用政策导向,如利用产业政策,将外资引向农业、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促进农业、采矿、交通、通讯、能源、原材料、第三产业等短腿瓶颈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分布均衡化。由于我国外商投资结构“东重西轻”,国家可优先安排一些农业、水利、交通、能源、材料和环保项目在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给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鉴于当前我国资金出现“双溢出”现象,内外资的协调配合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适当放宽信贷规模。目前,国内物价走势平稳,国家可适当扩大人民币信贷规模,增加商业银行贷款指标,把国有银行较高的本币存贷差降下来。(2)分流国家外汇储备。据测算,我国只要有800-1000亿美元就可以应付对外清偿,剩余的1000多亿美元可以通过增加国内商业银行营运外汇,适当缩小企业用汇限制,实行意愿结汇制等手段,进行分流。(3)逐渐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人民币和外币拆借市场、外汇市场的建设。
此外,外商在攫取高额投资利润的驱动下,转移定价、利润转移、非合理避税、利用“假合资”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时有发生。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外商投资运营的监督管理,确保受资方的利益,从而达到引资的目的。笔者认为,健全对外引资信息网络,完善招商管理机制,加强引资人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