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问题仿佛一下子就急遽升温,成为话语的焦点。
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曾多次对外国零售业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提出异议:中国相对幼稚的零售业还没来得及长大,外资零售业就已经完成了对中国零售市场的战略布局。到2004年年底,WTO承诺的过渡期一到,零售业会全面放开,“收购的收购、兼并的兼并,中国本土商业企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担心,目前反跨国公司垄断的呼声和势头会带来不理智因素,他呼吁:“反垄断绝不是反外资,也不是反跨国公司。不应当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王晓晔教授断言,中国没有必要为了与跨国公司抗衡而通过政府组建的方式来建立所谓的“国家队”,更没有必要给这种“国家队”以财政补贴。
很显然,反垄断问题已超出了其本身的含义,如何看待吸引外资?怎样平衡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有无办法防止各种垄断势力同流合污?这些问题比如何实现反垄断更难回答,但又必须予以回答。
在引进外资和保持产业安全上如何平衡?
可口可乐一来,中国碳酸饮料市场被打没了;宝洁一来,日用化工品市场基本没了……还有啤酒、汽车轮胎等等。这些仅仅是个开始,如果跨国公司逐渐从“产品垄断”推进到“资源垄断”和“资本垄断”,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前景”。
事实上,1992年以后,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比较大规模地直接投资,但是中国入世以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跨国公司进行调整、整顿,全面进入中国。
在1993年—200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全球500强公司差不多有300家在中国投资,还有一些代表处,加在一起大概有400家,这么多公司在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投资,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跨国公司集中地大规模进入中国,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为加入WTO,中国在与美国及欧盟的谈判中,承诺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减让,并取消了大量进口商品的进口许可证或配额限制,同时对服务贸易市场的准入也作了较大让步。这样,进口关税的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服务贸易的放开,将使外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国内市场或者外国直接投资的更多涌入,这必将对我国相对脆弱的工业、服务业造成很大的冲击。与工艺落后、效率低下、资金匮乏的一些国内产业相比,外国厂商或外资厂商更容易在我国占据垄断地位,甚至成为寡头。
仅就目前,在若干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和销售的集中就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比如,轿车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占68%;电梯行业占70%;程控交换机占90%;移动电话通讯设备占90%……可见,在我国某些行业,实质是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占有支配性的市场份额。
第四届中国信息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发布暨产业发展研讨会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目前少数发达国家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在迄今为止的18万余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了87.8%;对我国“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电视、光通信等技术领域的分析,国外专利申请的比例更是占了85%以上。
有专家指出,在这个从全球竞争向全球垄断过渡的时代,自由竞争究竟是谁与谁的竞争呢?民族、国家纷纷向全球性垄断公司低头,争先恐后地提供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降低税收,减少福利;配套厂商激烈竞争,争取垄断性公司给自己下订单;各国工人激烈竞争,看谁能够承受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工作环境、更长的工作时间。这史无前例的全球竞争,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垄断,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生存食物链,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全球两极分化。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正是垄断从一国走向全球的意识形态工具,它使弱者相互在强者面前竞争,而强者则可以渔翁得利。
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外资可以来者不拒,甚至不惜代价,那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思路惯性不应该再延续下去了!
怎样兼顾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
时下,反垄断和保护民族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沾染了很多民族情绪。
曾经炮轰“中国零售业过度开放”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日前在一个内部论坛上表示,零售业全面开放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度,政府应立即着手研究后WTO时期对外资的调控手段,参考他国经验,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突出对民族企业的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