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邓小平在天津开发区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的题词,开发区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弄潮儿。20年后的秋天,商务部发布了《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报告(2006)》,在肯定开发区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表示要研究制定开发区的退出机制,开发区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争议角色。2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发区能适应这种巨大的变化吗?开发区是否存在滥用优惠政策的问题?开发区的增长模式将如何调整?
反思之一:FDI大国是否还需要开发区来吸收外资?
《中国经营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刚刚突破了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政策是否该做相应调整?
孙继伟:早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强调“三为主”,即:以引进外资为主,兴办工业项目为主,加工出口产品为主。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开发区的定位、目标和招商引资对象已经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引进外资。浙江省有些开发区的土地甚至不能满足本地投资的需要,这些开发区当然也不会把吸收外资作为首要目标。
尽管如此,在国际产业转移大背景下,吸引大型外资项目对于提升本地产业升级、提高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改善城市的形象仍有很大的好处。因此,不管外汇储备是升是降,大多数开发区对吸引外资仍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杨亚沙:国家级开发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重点地区。短期内这个作用不可能减弱。
截至2004年,国家级开发区累计利用外资超过705亿美元,约占我国累计使用外资额的12.54%。2004年,54个国家级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达136.07亿美元,约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22.44%。此外,国家级开发区业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区域。截至2004年,世界500强公司在国家级开发区投资兴办项目已超过1000个。
刘军红:其实在发达国家也有“开发区”、“工业园区”,例如美国的“硅谷”,日本的“丰田工业团地”等。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工业园区建设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以吸引外资为主,而是以实现“产业集结”为目的。也就是通过产业的集结,凝聚产业竞争力,进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拳头效果”。
一般来讲,核心产业或核心企业入驻“园区”后,往往会带动相关“边群产业”跟进,从而形成“产业群”。这样,多组“产业群”形成的“工业园区”,通过产业链条的浓缩和简约,实现降低工业运营成本,加快技术交流速度,提高生产效率的效果,进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事实上,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东京、横滨的工业区迅速扩张,形成了“京滨工业带”。而这正是日本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地带。而今,不仅没有人质疑美国“硅谷”的有用性,更没有人质疑“京滨工业带”的历史与现实功绩。相反,在工业集结的工业园区,反而形成了包括产业研发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乃至文化生活基地,从而使原有的“工业园区”,演变成“综合经济活跃带”。
当前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地区化并行的形势下,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初步形成了从南到北,贯通全国的产业带,并形成了有机联系的产业梯度。“珠江三角区”、“长江三角区”和中关村为核心的“北方新型产业区”就是典型。而日渐形成的“环渤海经济圈”,正开始与东北工业圈,以及东北亚其他经济圈相连接,渐趋扮演开放的“地区工业带”角色。不可否认,甄别外资,确保优质外资流入,有力于提高产业竞争力。但矫枉过正,则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目前国际上已开始警惕或评估“中国风险”,外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FDI)出现谨慎势头,如2006年1~9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锐减30%。而日本产经省则开始要求企业注意分散“中国风险”,利用俄罗斯、巴西、印度乃至越南作为“分散中国风险”的新的投资地。同时,夏普、索尼等大企业积极回撤关键产业,在日本兴建新的“工业基地”。在这种内外形势的变化下,如果外资政策的转变过猛,很难避免外资流入停顿。在我国依靠外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前,外资流入的停顿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风险。
反思之二:开发区真的引进了高技术吗?
《中国经营报》: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开发区的一个定位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开发区真的引进了我们需要的高技术了吗?
杨亚沙:根据商务部2005年国家级开发区发展报告,我国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实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91年)为创建和探索期;第二阶段(1992~1998年)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