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03年底,我国国债余额达17490亿元,GDP达116694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03617亿元,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分别为14.9%和16.8%,说明我国国债发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23.1%和 60.7%(2001年),财政的脆弱性和承受能力在债务面前表现得比较充分。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国债理论与实践。许多专家呼吁大力发展国债市场,同时又不得不考虑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因此论证往往不力或前后自相矛盾。当前,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经济过热,积极财政政策有所松动,国债发行的内在冲动正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是在调整国债结构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甚至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应该减小国债发行节奏和步伐就此原地踏步,各方争议很大。我们认为,即便在当前情况下,继续坚持国债发行政策依然十分必要。
一、国债经济发行的现实可行性分析
当前,宏观经济调控正处在关键阶段,在提高国债使用的效率和改革国债发行期限结构的前提下,继续坚持国债发行政策,依然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相对稳定的国债政策。从1989年到2003年,我国GDP从1.7万亿元增长到11.7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9.3%,国债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98年到2002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建设工程项目上万个,投资总规模达3.2万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拉动GDP增长,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 1.7个百分点,2001年约为1.6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998—2001年间,国债投资的拉动作用占GDP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5—36万亿元,未来20年我国经济至少保持7.2%的增长速度。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GDP增长速度恐怕很难达到7%。
第二,中国国债发行仍有较大余地和空间。我国国债年度发行额持续增长,1994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后更是增长迅速。1997年发行超过2000亿元,达到2412亿元,2003年共计发行 6403.53亿元。但无论是从国债负担率还是居民应债能力来说,我国国债均有较大的发行空间。从2000年到2003年,我国国债余额从13674亿元上升到 1749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5.7%下降到14.9%,远低于60%的国债负担率国际标准;我国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从21.3%下降到16.8%(见图5)。衡量国债风险的指标有许多,但关键是看国债负担率。关于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已经作了较好的回答。他们说:“国债其实是由国民经济作后援的,这一事实使我们得以把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降低到人们可以理解的地步。估量我们国债安全性的办法,就是把它与我们的经济所产生的收入相比较。”
第三,国债发行政策起到了壮大财政实力的作用。自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国债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幅度,我国的财政实力明显增长。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4.2%、15.9%、17.0%、22.3%、13%和14.6%,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年提高,分别为 12.6%、13.9%、15.0%、17.1%、17.9%和18,6%(见图6)。据估计,从1978年到1989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从1100多亿元增长到2600多亿元,增加了1倍多;从1989年到2001年,财政收入从2600多亿元增加到16000多亿元,增加了6倍多。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大关。其中,中央财政收入2003年达到 12484亿元,是1994年的8.4倍。
第四,国债依存度风险指标在继续下降。尽管财政债务依存度已经为23.1%,中央财政依存度更是达到 60.7%,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增强了财政的债务偿还能力。1997年和1998年,我国国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