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23 8:42:00 来源: 南方周末()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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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或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日本至今都没有人碰过这个题材？
李缨：没有。当时我也不了解，后来在拍摄的过程中要找资料，想要参考一些影片，一查找，他们就说没有过任何这方面的影片。我后来也拍摄不下去，很困难，就找日本导演协会理事长崔洋一，他是在日朝鲜人的第二代，在日本土生土长的。我说有没有可能找日本方面跟我合作来把这个事情做完，他一听就说不可能，所有人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当时也在想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是我后来一直做下去才慢慢感受到的，我做到后来真是骑虎难下，这个事情难度太大，要面临的问题太多。我觉得很多日本人比我更有预见性，更知道难度在哪里，我完全是初生牛犊，不知道这些，一直往前走。
南方周末：你的拍摄组是怎么构成的？多少人？
李缨：我的助理是日本人，还有摄影师和制片人。我尽量压缩到最小的规模，起初很多年的拍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用一个小机器在拍。后来也觉得多面性的视点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还是把他们吸收进来。但我尽量还是把人员控制到最低，往往是三四个人，但后期的人就多一些。
南方周末：早期你陆续在拍一些素材的时候，是随机的还是有选择的，比如说选择每年神社朝拜相对集中的那个时候？
李缨：我经常去靖国神社，有时候提上机器，有些东西也就简单地拍摄下来。我们离它太近了，有时候去休息买个咖啡啊，坐在树阴下喝茶、休息啊，包括赏樱花，都在它边上，已经太日常化了。大部分时候就是我的一个生活场景。
南方周末：拍摄之前做功课的时候，从何做起?
李缨：首先要处理自己的情感、情绪的问题。生活在日本，时间越长越会发现彼此的隔阂是很多的，特别是历史问题和战争问题。包括我们公司里很多日本员工，还有工作伙伴、电视台的人，大家谈起来都很不一样。这些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准备过程。你必须去想为什么不一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相应地，在即兴拍摄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不了解的，我会再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这是有针对性的。
关于战争历史问题上日本跟我们的差异，我读了非常多的书。首先的切入点就是南京问题。日本出了大量这方面的书，有学者、士兵回忆录，我都去了解，因为最初我感兴趣的是南京。我发现日本社会、日本人的思维很有意思，每个人都是抓住一个局部来谈全局的问题，永远谈不清楚。他们都是很认真、严谨地来论证一些细节。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细节？
李缨：比如最大的问题是数字，就是屠杀了多少人。是不是有30万啊，还是20万，还是只有5万啊？他们都分成很多派别，有大屠杀派、非大屠杀派，还有一些迫不得已派的，说因为那时候我们粮草不足啊，没法养活俘虏。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认为30万人或是20万人，性质会有改变吗？数字能够说明性质吗？
比如关于侵华战争，起码有5种说法。一种叫15年战争，从1931年“9·18事变”直到1945年；一种是太平洋战争，很多日本人的概念里那场战争就是跟美国宣战；还有“亚洲太平洋战争”……到了天皇那里，从来不明确说，都是说“那场战争”——“那场战争”和“之前的战争”；还有就是二战。你就知道他们对战争责任、战后那段历史的态度含糊到什么地步。
所有争论的问题，我研究下来，就是一个关于天皇尊严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是天皇的军队，当时的陆、海军大元帅很明确就是天皇，你说他是残暴的军队，那么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整体国家形象的否定，他们不能接受。因为战后也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在靖国神社战争博物馆——游就馆的展示就很清楚，所有展厅一进去首先就是天皇的军刀。刀是军队整个精神的美学、灵魂所在，也是天皇的尊严。没有追究天皇，他们觉得那军人们也应该是一样的。我采访过东条英机的孙女，她说不管是东条英机，还是大臣，还是下等兵，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在为国捐躯，不存在好坏。
南方周末：采访东条英机孙女的内容没有用进影片？
李缨：没有。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做成一个学术性的论证，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我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几句能说清楚的，还是把现象的复杂性和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来，透过这些情绪，透过天皇在其中存在的方式，让大家来思考。
南方周末：我认为你的表现很节制，尽量不留主观色彩。
李缨：其实影片有我很强的主观态度，我是尽量比较克制。纪录片不可能客观的。有些日本影评人说，其实这是中国功夫和剑道的一个对决。我并不是马上要把你弄倒，是一直让对方出招，他的破绽就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