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25 9:27: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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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出版物中，理性的声音确实存在着，一个是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另一个是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两本书的作者对待历史传统和文化典籍都持审慎而严肃的态度，他们所希望得到并奉献给读者的，只是历史的真相。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这样说过：“李零先生是个明白人，他讲话，也是明白话，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就是明白人说明白话的代表作。”这是他和于丹最根本的区别。
李零告诉我们，孔子的真实身份就是“教书匠的祖师爷”，其他都是假的。即使是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他的这一套也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李零称他为“理想主义者”，他还是不满于现实的“持不同政见者”。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推销他的方案，四处奔波却无功而返。鲁迅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死后的孔子是假孔子，汉也好，宋也好，他们推崇孔子，也不是要实现孔子的梦想，而是看中了孔子的一大用途，即以道德治天下，也治人，治那些“治于人”的老百姓。
王学泰对游民和游民文化的研究堪称“发现另一个中国”。在这部书中，王学泰告诉我们：在中国，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孔孟教化下的显性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历来为文人学士所忽视的、其意识形态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隐性社会，也就是游民社会。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其最后的成功都是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的加入。即使是20世纪中国长达20余年的农民革命斗争，也始终笼罩着游民和游民文化的阴影。
王学泰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区别于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的游戏态度，他作为一个当代人的眼光不仅揭示了历史对于现实的约束与制衡，也拓展了现实思考的空间。现实是作者关注历史的惟一理由，也是作者历史写作的出发点。
大众史学的危机
近一两年，大众史学也是公众阅读的热点之一。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加上网络写作的推波助澜，公众对通俗历史读物的热情似乎仍在升温。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萨苏、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被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
但是，大众史学也面临着某种危机。这首先表现为以央视“百家讲坛”以及部分网络写作为代表的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的游戏倾向。这种倾向发展下去甚至可能断送了大众史学写作的前途。历史叙事需要想象力，需要鲜活生动的细节，需要平等的与读者交流的姿态，需要感性的现场描述，但是，历史叙事更需要冷静的思考、睿智的见识以及对史实应有的尊重。
市场上大量良莠不齐的作品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部分写作态度十分严肃的作者，也在叙事中显露出这样一种倾向。仅以张宏杰为例，他的书我读了两种，去年读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年又读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张宏杰的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它和大众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感还是有所不同。张宏杰在写王莽、杨广和光绪这几个皇帝时，他的现实感具体地表现为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结论，而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然而，这种叙述方式也潜藏着一定的危险性。文学手法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易中天和于丹颇善此道，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张宏杰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在转向历史写作时很自然地就把文学当做了自己的秘密武器。他在历史写作中融入了文学的笔法，注重细节的运用，讲究情节、结构的安排，描摹、刻画人物的性格，还适当地运用一些当今社会流行的时尚语言。比如写王莽是这样开头的：“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写正德皇帝开头是这样的：“27岁那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