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孔儒之道无“国政”之道,一、孔子的“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之说教是导致中国为政者陷下媚上的政治潜规则形成的罪魁;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以德乱法的文化是导致中国几千年来宪政不兴的祸首!再者,孔子之道中有没有“天道”的学问呢?就以儒家自言自语的“天道”内涵来说,“天道”即“天理”,而“天理”存在着欲自然万物之中,儒者必然要进行“格物致知”地“究天人之际”,才能开出所谓的天道来——这本来可以很好地促进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科学技术之学问的,可惜的是,儒家之徒自孔丘以下,除了照本宣科地穷其一生于四书五经外,再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可见,儒家之徒的“天理”就是孔孟之道——这就形成了儒家文化中的狗追咬自己的尾巴转圈式的智障问题——孔孟之道中无天道!可惜的是,这些“不经别人(孔孟)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学者们对孔孟之道这些不足不是缺乏足够的了解,而是他们正如康德所贬斥的——“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一群,儒家文化是现成的、不用动任何思想、就有人(孔丘)“替我有理解”、“替我有良心”、“替我规定食谱”了,所以,即使儒家文化有种种的缺失,只要自己能够在其中得到足够的话语霸权——自己“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何必管其他人是不是喜欢呢?
然而,中国纳税人拿出自己的血汗来供养这些学者,本来是指望他们能够从社会实践出发创造出国民“安顿性命”之学问的——还有什么指望?依仁游艺,祖述前哲,昭启后贤,创立了儒家学派——这里暂且不说孔丘在“依仁游艺”中是怎样地“等级”鲜明,就以其“笔则笔、削则削”地整理〈春秋〉其中的〈郑伯克段于鄢〉等文章所展露出的“寤生”修理公叔段是怎样地老谋深算地“引蛇出洞”——历代帝王伟人们惯用的“阳谋”之手段是不是拜《春秋》所恩赐?
另外,孔丘把三千多手诗最后删篡为三百零五首——仅仅留下“合于礼、宜于律”等篇章——整个地把远古朴素的民声给“断代”了,孔丘“创立了儒家学派”的同时,是不是也把中国远古文化中适宜于产生人类自由、民主之宪政的因素给全部地扼杀了?例如,就是被儒家文化作为反面教材的商纣王,他就制作了炮烙之刑,可是从商纣王的恶行上来看,商纣王即使把周文王囚禁了一十二年(?),也没有对周文王等施加“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炮烙之刑!从这侧面上可以看出,当时必然由于社会进步产生了其相应的炮烙之刑的法典!可惜的是,孔儒之徒以德乱法导致了社会全面后退,再由于“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春秋笔法”兴起之后,中国三代以前的真实历史再也看不到历史全貌了——这就是中国学者们所谓的”祖述前哲,昭启后贤、创立了儒家学派“的孔丘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奠定了中国文化的雍容气象与中和特质——嘿嘿,大学者们,孔子的“畏大人”等三畏是什么样的做人的“雍容气象”?“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这又是什么样的做人的特质?
这群学者们,是不是我们的祖先们在孔入文化下当惯了奴才,你们也被遗传了斯德哥斯而摩症——这一代不当奴才就浑身不自在了?孔子敏而好古——任何人“敏而好古”都没有错,错就错在孔丘“好古”到整个地要“吾从周”地“复古”,这是在怎样地倒行逆施呢?也许,幸亏孔丘是生活在人类还没有足够的本事象现代人那样能够把猴子关到一处假山里的时代,否则,以孔儒之徒们“格物致知(其实,孔子才不需要格物致知呢?因为“天生德与予”——是属于生而知之之属)”的劲头,看到猴子们在猴王的统治下,一派“互相捉虮子、挠痒痒”——即使打斗,堠王一拍即止的道德景象,孔丘必然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猴”的感慨!整理典册——这做法康乾做得更地道——不但招天下儒生为一家立言,于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统统删掉,而且还会“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地大兴“文字狱”——此举此状,不无得之于孔丘乎?删述六经——这手法连日本修改教科书就得到真经了——日本不愧是得到儒家文化之精髓的国家,立天皇之国本、定侵华建立王道乐土之国是都是儒家无二的文化!
所以,我劝这些大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