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6-28 15:26:00 来源: 南方周末()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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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是我偷着学的。当年，凡是外地进京的相声演员，没有不到侯家去的，只要人家来，在我们家吃完饭，我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听人家聊天，所以从小就很了解相声。
我是1960年开始说相声，1965年参加工作。当时父亲很不愿意我那么早参加工作。他特别希望我们能够认认真真读几年书。他对文化要求特别高，因为他带研究生，他从他那个高度来看相声这个专业。所以也算叛逆了一回——我就是没听话，很早很早就工作了。后来也一直没上大学，所有东西都是后来自己学的。
我考铁路文工团的时候，来了四十多个孩子。我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还说了段快板。人家说，你不行，你结巴，去那边等着去吧。
当时学校里一个说相声的搭档来考相声演员，所以他应考时必须带着我。表演完了，一位指导员说，就那孩子了，哪儿去了那个孩子？
我那会儿晒得跟黑贼似的，天天打篮球，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我自个儿还找呢。
人家说别找了，就是你，你姓什么？我姓侯。
你们家有干这个的吗？有。
姓什么？我说这不废话吗，当然也姓侯啊。
在哪个单位？广播说唱团。
你爸是谁？我爸是侯宝林。
哎呀，你不早说，就这样了，就是你了。
我爸不同意。团里去要人，让我爸给蹶出来三回。但最后架不住磨，还是答应了。
我跟我爸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爸病的时候，得胃癌做完手术，什么都吃不了了，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冰激凌。我当时想最好的冰激凌就在友谊商店那儿。我说好吧，我从三○一医院出来，开车到友谊商店，8块钱还是16块钱一个球儿，忘了，反正我买了一盒。当时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我还是怕冰激凌化了，就把车顶打开，把暖风关了，冻得连方向盘都快把不住了，从友谊商店一直开回医院。我说您吃吧，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了价钱。他说太贵了。我爸是挣大钱的人，但是他从来不挥霍。
坐火车就是休息
6月24日，忙于侯耀文治丧事宜的中国铁路文工团副团长孟卫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从1965年到铁路文工团工作，四十多年来，侯耀文一直在跑。每年最多的时候，他下地方和基层演出有上百场，中国十八个铁路局，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铁路职工看见他就跟看见亲人似的。”
“侯耀文治丧委员会”为方便侯耀文的热爱者表达挽悼之情，特别设立了吊唁电话。
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在半天的时间就接到五百多人的吊唁，很多人是哽咽着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有一女孩儿，二十多岁，她说她是看着侯耀文的相声长大的，她的话让我们还真不敢相信。”
即使工作繁忙，59岁的侯耀文每天也会保持差不多9个小时的睡眠。
“坐火车就是睡觉。在车上晃哩晃荡的习惯了。我在铁路40年了，现在有时候在家不晃荡还不行了。最累的时候，累到什么程度呢？我有胃病，胃病检查之后，居然是阳性，就是癌症，所幸的是我父亲给我吃一种药给治好了。”
打我到铁路工作，我就老往下边跑。铁路局、分局，还有工厂、农村，去的地方数不过来了。
相声艺术家也要有历史感，在舞台上这一会儿，由观众评论；人的整个一生，要由历史评定。
对相声艺术家的评定不归媒体评论，也不归上级领导。归观众吗？观众喜欢你，但是观众丢弃你的时候也毫不吝惜。就像法国总统戴高乐，他带领法国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但是二战结束了，法国民众选总统不选他了。人其实非常实际。
我父亲是在过去的时代成就自己的，他和我们有几个不同，一是历史时期不同，二是个人能力不同。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大环境里，你不可能逃脱，也不可能回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受到历史的制约。
所以我们每一代人和每一代人所从事的专业是一样的，但是性质有所变化，内容有所变化，标准也有所变化。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赶上历史变革时期，1949年是一条线，那会儿国家的要求、政治的要求、民众的要求，民众对相声的认识、欣赏的水准，都和我们今天不一样。
但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的标准基本相似，我父亲讲，相声行业内的五个家是单项的——要想成为“大师”，就要具备另外五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有就是杂家。
一个相声演员，你喜欢他可以，甚至再严重一点，推崇他也可以，但是不要册封他。要给他时间，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