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9 11:08:00 来源: 医药经济报() 网友评论篇
浏览统计: 【字体：大 中 小】
1988年，伊朗开始实行补偿和有调控的活体非亲属肾移植程序，主要由政府买单，实施有偿器官供给制。在这种模式下，移植医师首先对所有肾移植受体者进行评价，建议由亲属活体提供移植肾，若无捐肾者，病人将被转介到透析与移植患者协会（datpa)，该协会很快为患者寻找一个合适的、无亲属关系的活体供体者，当然，自愿的非亲属活体捐赠者也可以主动接触datpa，而datpa提供的服务并无奖励回报。
目前，伊朗全国共有302个透析单位，25个移植中心，79家datpa办事处遍布全国。肾移植团队均属于大学医院，由政府支付所有的费用，非亲属活体供体者可收到政府提供的补偿费用及健康保险，且多可从受赠者处获得奖励和酬劳（由datpa在移植前安排确定）。如果接受捐赠者家庭贫困，费用则由政府或慈善组织买单，政府还提供必要的免疫抑制药物，如新山地明环孢素和麦考酚酸酯，所有移植受体者都能享受政府补贴和廉价药品。
这一由官方资助的有偿、有序肾器官交易带来了理想的结果。目前，伊朗已经没有肾移植等候名单，超过50%的末期肾脏疾病患者因为器官移植重获新生。相反，发达国家可供移植的肾脏严重不足，迫使移植专业机构和政府采取新战略扩大“捐肾池”。
伦理制造的问题
来看看当前器官移植供不应求的问题有多严重？
美国每年完成的2.8万起器官移植手术中，有2.1万起手术器官来自死者，7000起来自活体器官移植；6000名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过程中死去；等候器官移植的名单上有9.1万名患者；等候人数的增加是捐赠人数的2倍。
西欧目前有4万人正等待肾移植手术，其中有15%~30%的人可能会死亡。英国目前至少有5500名病人正在等待肾移植手术，但只有其中1/3的病人有望获得新肾，2005年接受肾移植手术的人数仅为1783人。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据中华医学会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名尿毒症患者需要肾移植，但是每年只有3000余例能进行肾移植。
各国政府禁止器官买卖，使得人体器官在法律上被定位为非卖品，非卖品的法定价格只能是零。那么，谁愿意为零代价的资源作无私捐赠呢?没有有效的市场，如何解决日趋严重的供求不平衡呢？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人类行为都是由当事人、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三方面构成，所谓伦理道德问题自然与这三方面密切关联。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恰当的行为导致理想的结果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但在现行伦理标准和器官移植交易禁令下，在干细胞移植和器官组织工程获得重大突破的当前，仍然有许多伦理标准在约束我们的选择，许多人因此在绝望、在死去，这样的结果是伦理准则所期盼的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期望什么？的确需要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