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不是市场惹的祸
编者按:没钱的,看不起病。有钱的,不能好好看病。众口一词,说医改失败,矛头直指“市场化”过度。倘若真是市场化,为何医生越来越少,找不到工作的医学院学生越来越多;为何药价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低……且看周其仁教授抽丝剥茧,探医改玄妙。
看病贵不代表市场化
杨澜:周教授,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什么时候开始对医改感兴趣的?
周其仁:经济学家也是社会成员的一员,所以社会上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也会关心。另外,从自己喜欢的专业角度看,医疗和医疗服务是一个组织过程,它其中和经济有关的东西很多。所以这两个角度都促使我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杨澜:前一轮医改并不成功。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是“市场化”惹的祸吗?
周其仁:我们先谈谈现状。我们看病要花钱,有时还花很多钱。这看来好像和市场上别的商业行为没有区别了。尤其是在和以前不花钱看病的计划体制做比较的情况下,有人说,现在医院已经市场化了。
但是,这里有很大的误解。所谓市场化不光是“拿钱看病”。其实中央计划体制下很多事情也要拿钱。那我就要问,看到医院挣钱多,其他眼红的人能不能办医院?有没有更多人来学医?这个层次才能看出是不是市场机制。
但在这个层面,我看不到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价格,几千种不同的医疗服务,小到一个手术怎么做,看护每小时该收多少钱,都是政府在定价。另外,80%的医院院长由政府任命,人事编制要控制。
更重要的是,是否能创办新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准入”,也是政府控制。
杨澜:您是从供求关系上来看目前医疗体制所遇到的问题。一方面大家都在说“看病贵看病难”,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刺激医务人员人数的增长,或医院数目的增长。
周其仁:这点也让我大吃一惊。我观察到医院排队很长,认为一定是负责看病的人少,要看病的人多,那医生数量一定会有所增长。但查了数据后我很吃惊:1990年以后,能合格行医的绝对人数减少了。从卫生部统计的数字看,少了大概47000人。
但同时你会问,是不是我们国家没有后备医生资源。回答是:不是。1997年到2005年,医学本科学生增加了85万人。
那“准入”肯定有问题,而“准入”是市场机制非常重要的一环。
杨澜:您说在准入机制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
周其仁:比如说,民营医院要想设立是非常难的。我3年前在浙江等地调查。像宁波这样的城市,综合性民营医院大概也就3家。从卫生部的统计看,民营医院占医院总数不到20%。
而在北京,6年前就传说台湾的医院要在中关村开医院,但结果是没有开成。中关村那么多知识分子,不是没钱看病,而是觉得看病很麻烦,结果过劳死的很多。
当然医疗服务高度依赖品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今天就来动刀,患者谁也不可能信任这样的医生。培养品牌有个过程。但从其他领域的经验看,开放是很有帮助的。很多已经有品牌的机构,你可以让它来行医。通过这种医院跟现有医院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本土的民营医院就可以慢慢成长起来。
你想台湾王永庆可以办这么好的医院,他当年是为了纪念他父亲搞了这么个医院。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就没这样的企业家。这个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制度空间和政策空间,不能让整个机制容纳更多的资源进来,参与竞争并增加供应。
另外,国外的医疗机构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开办医院?为什么只有一个中日友好医院?中英人民也很友好嘛,中德人民也很友好嘛。
杨澜:你曾经用过去政府招待所改变经营模式的例子来作为一个参照,以说明现在医疗的问题。您能不能再说一下?
周其仁:过去我曾经很长时间在农村调研部门工作,所以跟招待所打过很多交道。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公务接待量比过去计划时代增加了很多,但政府又没有很多钱去负责公务招待费,结果政府的预算不够。招待所就得去赚钱,赚来钱补贴公务开支。
这个体制很像现在的医院。你看,现在的医院也要承担公务,也就是公费医疗这部分任务。但政府的钱又给得不那么够,怎么办?以药养医。
你看招待所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当时为什么人家还要到招待所去吃饭?因为整个社会,吃也难住也难,对不对?没别的供应可选择,只好选择招待所。随着市场化,餐饮业、酒店业发展起来后,招待所就没客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