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3-24 12:36:00 来源: 财经时报()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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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各国情况不同，我知道的也有限。但用在中国比较好的思路是把各种机制综合比较，看是否能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组合。
其实我们现在多种医保手段都在用。第一种，是完全免费。比如公费医疗，由税收来替你付。现在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很少。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看病贵看病难，而是看病太便宜。
第二种手段，我们也在用，主要是从德国学来的。通过立法、社会强制来完成的一种保险机制。比如说正式雇员，雇方付一部分，你自己放一部分，然后形成一个账户，用它来支付医疗费用。这就叫合作医疗。
第三种手段，现在城市中也用，就是商业保险。这种保险方式现在所占比例很低，但发展很快。
所以中国的国情很有意思。全免费的手段在用，强制保险在用，合作在用，商业保险也在用。还有一个办法也在用，就是我扛着，生了病，跑到药店里抓一把吃。
杨澜：既然所有要素和手段在中国都有用，大家为什么满意度还是这么低呢？
周其仁：原因可能是各种手段都没有“恰如其分”。
比如说，我收入很高，但我享受全免费。这样以来，医生被占用过多，不能同时给其他人看病了。
德国模式也有麻烦，它要依赖于正规就业。也就是说你长期雇佣我，我们就可以长期交保险。但我们国家现在变化发展很快，有很多非正规的就业活动。所以强制保险永远有覆盖面的问题。人群越大，发病的概率才能分布到；覆盖面越小，风险就越大。所以做这个工作的部门现在希望扩大范围：中小公司、民营公司、农民工能不能也囊括入这种模式中。
当然，还有一种扩大办法，就是法国现在用的办法：从正规就业的人的亲属关系方面去扩大。比如，用我的保险，我自己的孩子也能看病。
每种手段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无论怎样，中心问题就是一条：所有资源都不是免费的，不管形式如何变，都要解决不同医保形式和人的行为的组合问题。问一问对供应医疗服务的人行为有什么影响，对需要医疗服务的人有什么影响。
杨澜：人们都希望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但是这些不可能都进入医保报销的领域吧。您觉得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周其仁：现在中国人对医疗需求的差异很大。有的人说我现在还有劳动能力，病一生劳动能力就没了；第二个说，我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再生病，好痛苦；第三个说，我这寿命已经很高了，能不能再延长一点。这是好多层次的问题，这种问题如果不分开处理，就搞不清楚。所以你要是问我的意见，我永远说这是一个比价系统。你让他去选择，这种选择权越高端，政府就越不应该去管。
杨澜：最后落实到政策制订上，您觉得有什么原则能在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条件下相对的合理？
周其仁：抽象的准则好提，具体实施很难。比方说，收入水平高的人为自己的医疗所支付的比例应该大一点。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收入很低，他生病就应该得到救助。但这个准则怎么实施要高度依赖于实践经验。一个外国模式不是贸然搬到中国来就能行，也不要贸然认为一个地方做成功了，其他地方也能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