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中医:历史相似的两页
■本刊记者/李梓
在国家和民族的衰败中,中医被当做一个旧势力靶子和替罪羊来成为革命的对象
最近几年,中西医之争渐演渐烈,“废除中医”说又一次卷土重来。中医与西医仿佛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两方,必须死掉一方,另一方才能真正地活起来。而从历史上看,唱衰中医,是从西医一开始登陆中国就有的论调,而且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缘由。
由于各方在网络上和刊物上的争斗越来越激烈,一些老中医学者也开始坐不住,开始撰写一些文章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说要废止中医的人都是不懂中医的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李经纬说,在他看来,这种思潮有其必然性,“虽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但这次与上个世纪的反对中医潮流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1914年的全盘西化
“中国上个世纪的废除西医,主要是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的影响,当时中国许多新思潮来自日本,受日本的影响非常大。” 李经纬说。
191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中医论出台,领军者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此外还有汪精卫、褚民谊等一班留日派。
汪大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如同许多留日派一样,他有着严重的全盘日化倾向。1912年民国建立后,他成了教育总长,在7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订立多种兴办学校令,这里边唯独没有中医教育的内容,这并不是遗漏,而是一种策略。1914年北京中医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北京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以“吾国医学毫无科学根据”为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废止中药,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学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
汪大燮的主张,得到了汪精卫主持下的行政学院的大力行政支持,又得到了毕业于大阪医学院的余云岫的学术支持,他所发表的《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其根本核心便是:中医毫无科学基础,不废除中医,则中国难以开展现代卫生医药事业,国民防疫能力必然难以提高等等,“倡科学之新医,而弃不根之旧医”。
新文化运动的“替罪羊”
中医与西医如此激烈冲突,固然是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原因,此外,还和中西医的交流时段有着重要关系,西医在中国开始传播之时,正是整个国家的国力衰落到极点之时,身为全国医药最高学府和行政府部门的太医院,没有能力承担起从学术上勾连东西学术的作用。
此后,政府的主要部门都被海归派所掌握,实权者的激进和对中医的单方面打压,不仅造成了中医在其后的40年没有参与到中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中来,还导致了中医界与西医界的对立。
1914年,西医在中国还是稀罕事物,不仅普通人消费不到,就连贵族对它也难以接受,尽管失掉了封建王朝时代的法定天然地位,但是,中医还是有着声势浩大的群众基础。北洋政府很快面临着巨大的群众请愿的压力,所谓废除中医的论调也不好公开喊,从政府会议转向私人言论,第一次企图通过国家立法消灭中医的论调就此熄火。
1929年再起提案风波
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如同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一样,这又被反对中医者视为一个机会。1929年2月,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留日医生余岩及汪企张两人提出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提案中称:“旧医(对中医的贬称)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不能进展。” 该提案能被通过,当归功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医学博士褚民谊的努力。
消息公开后,舆论哗然,各地请愿不断,报章刊物等也纷纷刊文斥责,保中医派争取到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支持,因而能够在政府要员中与留洋派对抗,3月17日请愿成功,此提案被取消。熟读这段历史的李经纬认为,在当时,提倡废除中医的一批人,不过是以此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一个缺口,亲日派真正想达到的是从各方面全面复制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方略,而中医只是其中最容易下手的一个对象。
取得生存权,丢掉40年
经此风波后,中医界痛感没有政治地位就没有生存权利,于是要求成立一个政府机构来管理中医,3月17日也被一些人提倡定为“国医日”。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施今墨先生担任副馆长,中医算是在国民政府中找到了一个勉强的半合法地位。
但是,废止派仍然在寻找机会,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中医界又一次被激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