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3-1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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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苦恼
这个村庄最大的荣耀是经济，最大的苦恼也是经济。1998年，中国开始收紧银根，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竞争加剧。南街村开始走下坡路，且颓势不止。
有说法称，南街村发展奇迹的背后是政治化和巨额贷款支持。《凤凰周刊》得到的数据是，南街村至今预期未还贷款12亿元，后又设法贷款8亿元，共计欠贷20亿元。但南街村拒绝对此核实，只说他们一直在还，“利息都还了10多亿元”。
“这是一种毫无原则的溺爱，南街村如果不卷入政治而低调积累发展，步子虽慢一点，但不会有今天巨大困境，”批评者称，王好比只是军队里一个领兵300的连长，却意外得到了300万的士兵，“不足以驾驭，走上战场，失败是必然的”。
王宏斌对贷款自有见解。他说靠自身积累发展是等差增长，利用贷款发展是等比发展，“美国都是欠债发展”。王利用这些贷款办起南街村26个企业，王称是“一业带动多业兴，多业辅助一业上”——先是办了面粉厂造食品，再办调味品厂来提供食品的调料，再办纸箱厂来造纸箱包装食品，再办彩印厂和胶印厂来造包装袋，而办油墨厂来提供彩印厂和胶印厂的油墨。
王的产业集群配套被经济界视为大忌。在市场分工细化的大背景下，企业一般竭力裁剪复业来做大某一主业，以降低风险。事实上，王的食品厂主打产品——南街村牌方便面一直未能做大做强，从而直接危及其它产业。
王保持了一个优秀农民的良好本色。三夏大忙时，王总是凌晨4点到地里第一个开收割机下地。但显然，种地和手握数亿元资金管理企业显然是两码事。
王宏斌还是当年的“游击思维”。1998年，河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刘倩曾询问王宏斌有关南街村长远发展的问题，王称没有考虑那么深，那样对事业没有好处。
对王影响甚深的是1970年代的一件事，那时临颖县委研究要上一个化肥厂，各方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结果组织部长说，那就干脆别干了。
王从此得出经验，干事关键是要干，不能只停留在研究考虑上，问题只能在干中解决，管理者光想不干，什么都干不成。
直到2008年记者采访王宏斌的未来规划的问题，王还是那一句：“具体没有，走着说着”。
南街村最有权力的人毫无大型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对经济发展缺乏战略规划。而南街村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少有优秀经管人才。王因此很沮丧，说每次开会，唯独在研究人的问题上，他“整夜坐在那里，掂掂这个不行，掂掂那个不中”。
但王宏斌又不放心使用外来者。他说如果他们不能认可南街村的文化和思想，就搞不好南街企业的工作，反而可能会影响村庄。南街村本地干部则多次举证说，澳大利亚回来一个会计专业的博士，对村啤酒厂提出一套发展计划。王被说服，让他当了经理，但最后财务报表显示亏损更大。
南街村的干部大骂该人是赵括，知识分子只会纸上谈兵，南街村从此结论：外来干部不如本地干部。
1992年，村里办了一个日本合资厂，日方拒绝接受南街村的管理模式，单独制定工资福利制度，不愿参加村里活动，被王批评是资本主义。2年后，村里认为技术骨干已经成长，要求日方只拿分红退出管理。
合资工厂是南街村少数盈利企业，王宏斌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他给日方代表盖了一栋日式小楼，花了5万元买了县里第一台自动麻将机，干部轮流陪着日本人打牌。
王宏斌对此辩解说，国家都一国两制，为啥就不能一村两制呢？王后来提出“外圆内方”，称南街村对外要接轨市场经济。
王开始将南街村称为“毛邓村”。
王继续利用本地干部来控制属下26个企业。一个姚姓女青年慕名给王写信，表示要嫁到南街来建功立业。欢喜的王宏斌直接让她当上了副村长，后调任食品厂副厂长，3个月后转任方便面厂抓生产，7个月后当厂长。2年后，姚转任南街村宾馆经理，后被一抹到底到调味品厂当工人。
戏剧性的是，沉寂一阵后的姚再次出山，担任一个鲜湿面销售公司总经理，最后升任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如今又退了下来，在家养病。
很多干部如同姚一样忽上忽下，起起落落，他们自认是党委对干部的锻炼。“事实上，王宏斌手头就只有这么一些人，他只能如此”。
王买来毛的《毛泽东评二十四史》，找人讲读。他试图学习毛泽东的管理谋略和驭人之道。接近王的人士描述说，王对哪个干部不满意了，也不说原因，一句“回去吧”，就算是撤职。该干部就写检查，写到王满意为止，再安排工作。有人写几次还是不能过关，一沮丧就不写了，王哪天需要用人了，就会不经意一句“某某这段咋没见着？”，身边的人就会心领神会，找该人再写检查承认错误，该人觉得自己开始熬出头了，就按照指点行事，再被安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