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抓住南街村这面“红旗”。当年,河南省农业银行曾一次发行“豫新”债券5000万元助南街村购进10条生产线、建立一个彩印刷厂和一个冷库。
河南官员称,河南各级政府为南街村人才、技术引进提供便利,在工商、税务和司法等各方面提供服务。“一切方面都给南街开绿灯,帮助它超常规发展。”
1994年,一位国家领导人离开南街村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一名副行长专程前往南街村考察贷款数额、放贷银行的问题。这位副行长说,南街村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贷款,就提前还掉。理由是:是农行一家发现和扶持了南街村这个“典型”,“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
农总行很快又向南街村贷款5000万元。从此,农行对南街村的政策是“不够就要,到了就还”。
1997年,南街村到达最鼎盛时期。公开数据称,该年村庄的销售收入达到16亿元。
毛的一些支持者据此称,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小岗村至今萎靡,和南街村简直有泥霄之别。有人甚至以此质疑改革开放。
南街式惩罚
1993年,南街村成立中共南街村党委,王也被破格提拔为临颍县县委副书记。
获得殊荣的王宏斌从中受到了巨大鼓舞。他在办公室里贴出自己最珍贵的人生经验:“成功的秘诀在于与众不同”。
一手推动南街村发展的王宏斌已经成为村庄的绝对权威,他被所有村民敬称为“班长”。南街村在按照他的意志发展。之前,南街村给工人提供高工资,试图增加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但王后来声称,他发现了私心是万恶之源。私心的根源是私有制,要铲除私心,不仅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要实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
从1990年开始,南街村村民可以免费得到水、电、煤气、面粉、食油等20多项福利。村民还同时享有免费入学、入托、防疫、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保障。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给村民按人头分配住房,并配备了统一的家具、冰箱和电视机。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所有村民的原有旧家具被放到了一个统一的地方,交党委处理。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南街村腾出了足够土地建工厂,发展工业。
王掌握的村委会出台了一些具有南街村特色的惩罚措施。
1994年,王在全村搞次一次万人整风运动。王把被定性为不好好工作、不守法纪、打架闹事、喝闲酒的村民送到村外几个小平房办“学习班”。他们集体吃住,白天劳动,晚上接受思想教育,一月一期。这些人被要求写检查,直到党委认为过关,否则会被要求继续学习。
对一些“不学好不上进的懒孩子”,王命令他们穿黄褂、扫大街、拉人力车。后来,该办法也适用一些犯错误的职工。村党委认为这样既有体罚,还可让他们“丢脸、抬不起头、无地自容”。
南街村的另一个规定是:公司各车间每月必须推举一个全优车间,一个最差车间。在评最差单位的同时,村各厂队还要各自评出最差职工,评出的最差职工会被扣发工资,停止福利,多次被评为最差的职工就会被送进“学习班”。
南街村将这种最差单位、职工评选手法称为“剁尾巴”。一份报道描述说,南街村在评最差中定出10∶1的死指标,对“最差者”一罚就是当月一半工资。如果找不出来,证明厂长、主任没有真正抓工作,就得惩罚。
像毛的时代定指标找右派一样,王坚信,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先进与落后。
南街村食品厂的一个工人曾连续3个月被评为最差职工,遂去找王申诉,王听完后裁决说,在企业管理中,职工必须服从厂长。随后扣完了这名工人的全月工资,并且责令这名工人今后不许再胡乱告状。
“刺头”都离开了村庄,“剩下的都是兢兢业业干活的老实人”。干部就开始抓乱吐痰、乱扔烟头、乱翻舌头等小毛病。一次,村农机队队长请村里收回处罚指标,称村里实在评不出最差职工。他得到的答复是,先评出百分之九十的优秀职工,剩下的就是处罚对象。
不少村民是因为“思想落后,不服从领导”、“违反生育”、“违犯村规民约”、“工作不能尽职尽责,好人主义严重”、“思想落后、利用职务之便损公肥私”及“缺乏责任心、工作不积极”等原因被停止全家一切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