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博弈催生的农村第三股势力

    民主选举意味着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一方上台、其余方落败，上台方要行使权力，落败方随之要充当监督的角色，这本是常态。但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社会环境里，常常出现当权者滥用监督者歪用权力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后，如果双方互不妥协，在村落内部很难找到化解矛盾的渠道。矛盾和问题并没有随着选举的结束而结束，选举中由竞争产生的矛盾，在新一阶段的村务活动展开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当双方矛盾不可调和、在村落内部不可能自行消化的时候，依照惯性，他们必然要向上级行政和司法部门寻求救济。而现阶段，鉴于农村问题的复杂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行政和司法部门对此类问题要么避之惟恐不及、要么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处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常常激化矛盾。在村落内部“执政”者与“在野”者，村落与基层政府和司法机关之间，就这样时时处在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之中。

　　然而，笔者近来到鲁北地区调查，却发现上述纷争明显减少了。

　　纷争减少的原因，是黑道的崛起。

　　黑道游荡在官民博弈的风口浪尖上，在平息事端、化解矛盾中攫取自己的利益，客观上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被人们戏称为“维和部队”——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黑色幽默。

　　黑道势力的在农村的崛起让我们看到，没有整个社会的大民主，村落社会世外桃源似的小民主弱不禁风，前景堪忧；换句话说，村民自治的小民主，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的大民主与之接轨，只有上下制度一致，才能有村级民主的健康成长。

　　一，选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

　　2004年底，木家村李猛当选村委会主任。他这个主任来之不易，竞选中他的支持度与对手、前任村委会主任杜正来旗鼓相当，据熟知内情的人透露，如果不是他关键时候舍得花钱对中间选民遍施恩惠，鹿死谁手还真难以确定。新官上任，李猛要大干一场。他首先要兑现竞选期间他给群众许下的愿，一是开街修路，二是调整土地。这两件事，其实核心都围绕一个字：“钱”。村集体本来就没有多少家底，在杜正来当权期间早就折腾了个精光，而且还留下了一堆饥荒。钱从哪里来？答案还是“开街修路、调整土地”。

　　木家村的街道的确有修的必要，多年的土路让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出不来进不去群众早就怨声载道。但明白人都知道，开街修路也同时是村官弄钱的理由。木家村的土地也的确有调整的必要，多年以来户与户之间占地严重不均，有权有势的人家人均占有土地三五亩，老实巴交的人家人均占有土地也就一亩多一点，有的人家孩子上了初中还没有分上地。但明白人也同样知道，借调整土地拍卖机动地，是村官惯用的弄钱渠道。

　　2005年开春，两件事情一提出，立刻在全村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者有之，但反对者的声音更为强烈。反对的领头者，就是此前竞选的落败者杜正来。村民会议上，杜正来一伙态度坚决，事情没的商量，李猛决定强力推行。他一方面宣布了调整承包地和拍卖机动地的具体打算，选定了调整和拍卖的日期，另一方面让手下人动员临街的有关户拆迁，采购修路的物料，联系施工队，拉开了施工的架势。杜正来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动员支持者一方面到两个现场搅闹，另一方面到乡镇和县市上访。

　　起初，村民有过半数支持李猛，盼望他能为村里办点实事，这也是李猛敢于碰硬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李猛的支持者在杜正来的煽动下，逐步看到李猛有可能在这两件事上渔利，看到两件事情对自家没有多少具体的好处，有些事情还可能触动自家的利益，就失去了支持李猛的兴趣，甚至转而支持杜正来。土地调整刚到三分之一便被迫停了下来，分到土地的户要耕种，而土地原来的主人大都拒不交地，一系列纠纷最终都集中到了李猛那里，而李猛拿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本没有人听。这样折腾了一个春天，土地不仅没能分成，反而耽误了春种。

　　其实调整土地，对李猛来说最终就是为了拍卖村集体的50亩机动地。50亩机动地分为东、南、西三片，南片拍卖还算顺利，总计16亩地、亩均260元、一卖50年共计得到现款20余万元，但钱一到手，身为村委会成员兼会计的张良友却拒不上缴，他自做主张还了村集体的旧债——这些旧债上面都有他的老上级杜正来的签字。受拍卖南片地的影响、再加上杜正来一伙的坚决反对，其他两片地的拍卖会开成了对李猛的声讨批斗会，最终在吵吵闹闹中收场。地没卖成，钱自然也一分没有到手。此时，修路的物料部分已经运到村口，施工机械也已经开始作业、并且已经推倒了三四户的房子。推土机再往前推，是杜正来亲侄子的房子，这老侄子一天到晚拿着把铁镐围着自己的房子巡视，扬言谁敢动他一捧土，他就跟谁拼命。施工队哪敢惹这么个茬，再加上看到拍卖土地没戏，施工队也担心村里的支付能力，就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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