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分析,当时境内投资者用于购买B股的外汇资金,绝大部分是通过地下钱庄兑换的。与此相应的另一个证据是,深圳2001年5月份出现储蓄存款净下降26.4亿多元的罕见现象。
而在B股不断下滑之际,内地投资者又看上了潜力巨大的H股市场。而从B股到H股的转换,大量国内资金需要转到香港市场,因此又为地下钱庄带来了一笔利润丰厚的“生意”。
现任职深圳某证券公司的黄先生就是第一批进入B股,并转战H股的先行者之一,“当时我的200万资金要转到香港,如果按照正规渠道三万五万地汇出,一个月都搞不完,市场行情可不等人,于是只有借用地下钱庄了。”
而在2001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内地楼市、股市的投资机会凸显,地下钱庄的资金流向也开始从“单向流出”变成“双向对流”。
在这种情况下,地下钱庄的汇兑模式也从过去高风险的“现金走私”变成了更加隐蔽的“平行贷款”模式,据梅新育介绍,所谓“平行贷款”,是指地下钱庄将需要流入和流出的资金一一配对,将国内资金转入需兑换人民币的海外客户所开立的国内账户,同时将国外资金转入相对应的境内人员的海外账户,从而完成一笔“离岸汇兑”。
而在地下钱庄客户和资金流达到一定规模后,即可利用自有资金为客户完成这种两地分别转账式的汇兑,无需再将客户一一配对。
“从外汇管制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由于利用了现有的境内资金流,并未产生外汇的流入流出,因此对汇率等宏观经济并无直接影响。”梅新育表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方式不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危害,因为这种汇兑方式令大量资金脱离了银行体系的监管,从而为违法收入和贪污所得等灰色资金开辟了一条“洗钱”的途径。
而前述香港券商高管也向记者表示,内地在香港市场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中转外”的性质,“一些内地的贪官和大款,跑到东南亚、中美洲等国家弄到身份后,再将资金转移到香港投资。”
据该人士估计,目前在香港的内地资金,大约有20%左右是投资于炒股和炒楼,其他则主要投资于实业和贸易,“如果所有国内资金都拿来炒的话,香港的楼价和股价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价位了。”该人士同时表示,最近几个月由于港股直通车的消息,确实有不少内地客户到香港开户,“虽然人数很多,但数量并不大,全部加起来也顶不过十个八个大户。”
地下钱庄能否被“招安”?
在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显示,从1994年到2004年,中港两地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从7985亿港元上升到了1.55万亿港元,占2004年内地GDP的10%以下。而在这一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中,非贸易类的跨境资金流动规模达6747亿港元。
报告认为,在中国存在“资本管制”这一金融风险“防火墙”的制度前提下,中港之间的跨境资金流动,如果不能有效监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令“香港路径”成为内地金融稳定的“阿喀琉斯之踵”(即易于成为冲击的薄弱环节)。
对此梅新育有着不同看法,在同意不能忽视深港跨境资本流动的同时,他并不认为“香港路径”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带来重大冲击。“漏洞是有,绝对规模也不小,但跟中国高速增长的庞大经济总量相比,其相对规模并不足以影响整个经济格局。”
地下钱庄要被纳入正规的汇兑体系,必然涉及到外汇体制改革。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就认为,外汇作为一种货币,除保证一定的储备外,应该加以合理使用;而企业目前在使用外汇时需要通过层层审批,还不如直接通过地下汇兑走得快,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合理规范这些地下金融机构的运作,制定相关的游戏规则和规章制度”。
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内地与香港对“非正规资金流动渠道”的判断有所不同,香港的一千多家人民币兑换店是由香港警署监管的正式金融中介,而这种中介在内地则属于非正规金融范畴,因此,“香港的正规金融与内地非正规金融的结合便造就了非正规汇款渠道链条”。
针对这一现实,研究报告认为对资金跨境流动的“香港路径”应采取疏导方式,促进非正规渠道向正规渠道的融合,同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正式金融部门中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