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兴起并非山西人有多少才能和勇气

刘庭玉

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明清晋商似乎成了山西人唯一的骄傲。每当有人问及山西人在当代为什么手中的孔方兄会越来越瘦小时，山西人总会自豪地回答，我们的祖先可是了不得哟，生意曾做遍天下，太谷还被称为是中国的华尔街呢。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山西电视台选送的节目也是山西的几位经济学家赞美明清晋商的丰功伟业，慨叹当代晋商的今不如昔。确实，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因此，写下这个题目时，笔者心里曾慌慌了一阵子，害怕山西同乡说笔者是不肖子孙，竟然敢挑老祖宗的毛病，为当代没有取得成功的晋商辩护。笔者以为，在对世纪开始之际，反思明清晋商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探讨当代晋商落伍于时代的缘由，对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的山西人而言，有着警示和猛醒的作用。

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山西人会在商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当今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山西人却会日渐落伍呢？每逢提及这个问题，山西人都会扼腕长叹，为自己没有能够接续祖先的辉煌而悲叹，也有人愤而出走他乡，也有人怒而崛于故里。然而，悲叹与行动都没有能改变山西人的命运，山西还在继续落后，山西人还是越来越穷。贫穷如同一团乌云，压在山西人的头上。

其实，当代山西人既没有必要为自己没有能接续组先的辉煌而沮丧、懊恼；也没有必要再盲目地为祖先取得的成就而骄傲。理由很简单，明清晋商所以能创造出惊山震海的经济奇迹，是因为有明清晋商创造奇迹的特殊条件；当代晋商所以没有能接续祖先的辉煌，也有当代晋商不能接续祖光辉煌的特殊原因。关于明清晋商兴起的原因，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是兴起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开中法。笔者对此也持赞同意见。但是，在对明清晋商为什么会因开中法而兴起，理论界却意见不一。笔者以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总体评价明清晋商兴盛衰亡的缘由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晋商兴起，是因为山西地不养人、山西人媚事威权，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

根据辩证法则，内因须通过外因而起变化，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对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这一事件而言，开中法是外因，那么，与外因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内因是什么呢？笔者的分析是，虽然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要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两点，一是长期进行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地不养人的生存环境，二是长期毗邻皇权中心造成的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

先来看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中的地不养人的生存环境。古代的山西曾经是一个自然环境十分美好的地方，商周时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森林密布，湖网纵横，雨水充沛，汾河的漕运延续至隋唐。“《周礼·职方》称并州薮，为《尔雅·释地》的十薮之一。位于山西祁县、介休一带，方圆达数百里，为古代晋中盆地的最大泽薮。”(王尚义诸君《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一页)然而，随着垦湖为田、毁林为田行为的日趋严重，至元末明初时，山西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牛年之谷，不足供两月。”(乾隆《太谷县志》卷三)“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嘉庆《介休县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晋乘搜略》是当时山西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光绪《山西通志》卷86)之类的天灾，母食子、子食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文载：崇祯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籽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竟至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田间之饿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极矣，天否极矣。”文中所言之凄恐之状，读来令人心惊胆寒。

再来看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中的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山西历史发展到元末明初，已经由一个中华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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