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兴起并非山西人有多少才能和勇气

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

关于明清晋商的衰亡，理论界将主要原因归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明清晋商自身的责任则轻描淡写。笔者则以为，明清晋商所以会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明清晋商自身的弱质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明清晋商媚事威权的行为特质，使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与威权勾结是明清晋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明朝，明清晋商赚的利润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到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至清时，明清晋商则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享受到一定的经济特权，如独专铜业采购等。不过，明清晋商在与威权勾结获取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受着威权对自己的残酷压榨。在明朝，由于从朱元璋开始，一直提倡节约资财，要百官生活务俭。制定的文武官员的俸禄数额极低，根本不够各官的生活用度。明代一石米为120斤，人均基本口粮就需要三四石，而一般的县官每家连仆人在内均有一二十口人以上，而一年的俸禄却仅有90石，仅靠俸米，连糊口也不容易，更不要说支付其他生活费用开支了。这就造成“官俸不足于养廉”的局面出现。“明朝廷制定这种俸禄制度是为了纵容百官向民间自由摄取财务，使百官与百姓处于严重对立的位置，朝廷超然在上，相机揉和，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可将朝廷与人民的矛盾简化为黎民与官吏的矛盾，害了人民，便利了朝廷。”(李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249页)清朝廷在制定官俸时因袭明朝，并更甚于明朝，以至造成京官坐不起轿，只好徒步上朝的现象出现。“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何刚德《客商谒谈》)“康熙帝镇压三藩时，国家财政困难，数年不给官吏发俸薪。”(陈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265页)另外，清廷还公开允许地方官收取火耗。在这种情况下，明清晋商自然就成为官吏敲诈的主要目标，认捐、劝捐、派捐活动不断。“山西盐商经营河东盐池及其它盐的运销业务，按理说是有利可图的，但事实上却连年亏损，而不得不设法摆脱运商。这与清政府苛捐杂摊。地方官府的敲诈勒索有直接关系。据记载：潞盐行销三省的正课银每年仅为139421两，而附加科目竟达31项，实征课银达655794两，超过正课银数倍。”(王尚义诸君《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90页)“晋商疲累，一在盐本之钜，一在浮费之多，一在运脚之重……更有商厅每年摊派五六万至十万余两之多。”(《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可见明清晋商当时承担的捐摊有多么严重。此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明清晋商的商业资本繁荣有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旦出现被威权抛弃的情况后，明清晋商目是难以应对。其次，明清晋商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使明清晋商的经营方法不能适应在清末明初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86页)的中国市场，无法应对当时出现的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诸如明清晋商发展到清末，凡大商家均有票号，而这些票号大都是无限责任制的，信贷方法也是信用担保祛。面对国内外新兴起的有限责任银行的竞争、抵押发款的冲击，明清晋商没有顺应时势，改变自身，而是拼命死对，顽固抗争，其结果是一败而永败，再难谈振兴之事。

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

从理论界到各界人士，到几乎所有的山西人，在评论明清晋商的成就时，普遍对明清晋商以“信”求财的行商方式大加赞赏，也不乏此一类典故问世。据截：“崔崇(山千)，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山千)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前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2日版)文中的这个山西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信有义的人；为数拾金就剖腹，其行为未免有些太率真了吧。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明清晋商轻视资本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供入方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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