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

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

我想跟大家讲讲做人，尤其做企业领导特别还要注意一点有理想不要理想化的问题。这个属于我认为重要，但是大家议论不夺得问题。我想举一个自己的故事，我在92年的时候我们生产的基地在深圳，我们每年要把目前从香港的元器件用货车每天拉到深圳生产，天天如此。但是深圳的海关在当时对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处理，我们那时候年幼无知，把这事告到了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来人处理这个事情，处理结果当就是批评了海关或者还有别的说法，我们这边算是赢了，但从此以后我们日子不好过，我们的货车每天从香港拉到深圳很会排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我们货车到海关的时候，被海关人员叫出来要检查一下，人家检查有什么不可以吗？当然可以，那就查，这个队排完了以后再排，这样逼迫我们把厂迁到广东惠阳。这个代价本身也很惨，这样让我研究一个道理。后来我们觉得就是刚才说的话，我们自己关心的是企业的发展，这是我的责任，其他不良风气大概是纠正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在公司的高层有一个说法，如果大环境不好，我们救助于小环境，小环境不好我们看能不能改造小环境，再不行，我宁可不做反正我不当改革的牺牲品。联想从84年到现在，在95、96年以前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能够适应环境坚持下来，后来继续发展我觉得跟这个指导思想有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有理想而不要理想化，人没有理想跟一切黑暗的事情同流合污那就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但是把所有东西理想化，现在就能怎么样，那也是不对的地，还来可以做另外一个理解，想实现某一个目标，如果实现不了要分阶段执行，这也可以认为有理想不要理想化的一个做法，我讲股份制改造的例子。在国有企业里面联想本来是一个典刑典型的国有企业，在办的时候科学院给了20万人民币做资本，20万是100%的股份，我们是100%的国有企业。但是我们很希望员工能够持有股份，当时87年前后吴景濂老师带着工作组亿在中关村进行过股份制改造，我没有找他们，我认为时机不合适。但是93年前后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可能，我向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提出这个要求，科学院就是我的“婆婆”我的婆婆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婆婆，周院长非常理解，跟我们说院里非常坚持我们苦股份制改造，但是院里不是国有资产管理局，没有权利给我们股份，但是院长认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可以给你们分红权。这是我做的第一步。到2001年的时候，李岚清副总理非常关心企业股份制改造问题，拿我们做试点，由财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牵头进行改造，财政部说不让国有资产流失，让我们拿钱买所占股份，我们要35%，请评估师把企业净资产做评估，然后打7折，也有4、5个亿，然后要员工去买，现在我想哪个企业的员工也买不起，我们买得起那时候把35%分红权，把钱收下来没有分，连续存了7、8年的时间，到时候拿这笔钱买下了我们的股份，这个事情分步做，但是做得很巧妙。有人问我们拿这个东西内部怎么分，我们分得非常合理，跟我一起创业的关键人物，把他占35%的35%，一起创业的一般员工，200多人占20%，剩下45%留给后来人。这个分配方案如果要是到了2001年钱拿出再分的时候，我想多高威望也很难分，因为钱多没有一个标准。好在我是在93年当知有分红权以后开会，如果有这个钱我们将怎么分配，大家对这个分空饼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于是提了几条原则，把这个分下来，01年分的时候基本按这个原则，没有做大改动，轻而易举的做了。经过这个事情我明白这是做事要拐大弯，就是开汽车到一个地方急着拐，就要翻，如果老早知道要拐，就能拐过去，这就是要有理想不要理想化。

关于技术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产品技术和核心技术的问题，联想所在的领域是PC领域，外界一致认为联想应该直攻PC领域核心技术，但是PC领域核心技术如果主要指CPU和操作系统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不仅仅是多少钱、研发水平的问题，还包括着企业的销售能力问题。在94、95年的时候，苹果、IBM、摩托罗拉联合起来发明一种PC，为了对抗现在的英特尔和微软的PC系统，做完以后花几百亿美元，花大量钱推广，最后失败，原因是现在的PC系统已经形成了兼容，大家全是这个体系，再做一个体系比他好，不能兼容没有人会采用。像核心技术不仅仅是一般的钱和技术问题，在我们国家经常讲技术水平如何，其实我关心的不仅是水平高低，是他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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