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我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不如其他孩子那么会考试,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给那些孩子陪读,最后成为考试的牺牲品。”张丽决定给儿子“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从“读经”到“孟母堂”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
在厦门做中学英语老师的时候,吕丽委就曾试图对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她试图减少对语法的讲解,增加阅读量。但很快她又发现,这对考试成绩并没有太多好处,相反甚至还会降低学生的分数。
“我们学校是模范中学,成绩是最重要的。”吕丽委停止了她的尝试,“我明白,在既定的规范里,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
她转而训练她的小侄子。她教5岁的侄子背诵唐诗宋词,甚至阅读《论语》。小家伙并不能全部记住那些音调多变的语句,但是一天在一个朋友家做客,5岁的孩子在被禁止触碰陶瓷茶具后,用叹气的语调吟出了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
吕丽委惊喜万分,她认为自己的训练终于显出了成效,“我觉得大量朗读和背诵经典,就是他说出诗句的原因。”
与此同时,吕丽委的丈夫周应之,一个熟稔金融资本运作的商人,也在经商之余发现了新的“人生乐趣”。
朋友推荐周应之阅读了台湾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并介绍周应之进入了“读经运动”圈子。“我受了很大的影响,发现了读经的好处。并且渐渐从乐趣上升成了人生的指引。”
同时周应之还发现了商机。他成立了“绍南”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推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开始,周应之希望在厦门的中学中推广“读经”。他先印刷上万本儒家经典简读本,分发到厦门一些重点中学,包括妻子吕丽委所在的学校。然后再请老师为中学生们讲解。
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学生们兴趣明显不高。一次经过学校的垃圾站,吕丽委发现,被揉烂的儒家读本在垃圾堆里四处散落。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吕丽委说,“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的。”
去年7月,周应之和吕丽委来到上海,连同自己5岁的女儿在内,加上朋友的孩子,最开始总共教授4个学生。吕丽委负责指导孩子们背诵《论语》、《大学》、《易经》和莎士比亚。那就是“孟母堂”的开始。
“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从朋友那里,宁波的朱宏听说了“孟母堂”,他的想法是,“姑且一试吧”。此时他的孩子朱季已经陷入了对学校不可抑止的焦躁之中,他对孟母堂本没有兴趣,但当听说那里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就不再表示反对。
在孟母堂,吕丽委拿给朱季一本《论语》读本,书里用汉语拼音标注了每一句话的发音。朱季胆怯又很好奇,周围的孩子都端坐在课桌旁大声朗读,在短暂的迟疑之后,朱季也开始照着读本朗读起来。
“在那个环境里面,小孩还是适应很快的。”朱宏说,“周围的小朋友怎么做,自己也会学着怎么做。”
按照孟母堂的课程设置,每天除早晨的跑步晨练和傍晚前的体育锻炼之外,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读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读本,还有一台录音机用以播放标准朗读磁带。背诵的材料有《论语》、《大学》、《易经》、莎士比亚戏剧和包括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说在内的英文经典名篇。吕丽委规定,每篇课文,每天必须朗读80遍,并背诵一遍。但老师们很少解释这些深奥的语句。
“讲解并不是必要的。”吕丽委说,“重要的是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把这些经典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理解。”
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孟母堂的地位并不高,孟母堂延请了上海一位老教师给孩子们教授数学,但只是“一周上两节课”。这位老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和孟母堂的文科学习一样带有大胆的想象色彩,他对小学适龄儿童们讲授从加减法到微分几何乃至拓扑学。
周应之对此有着比较个人色彩的解释,他认为孟母堂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我们学习《易经》,其实从易经里就可以发现包括所有自然科学的终极真理。”
当然,9岁的朱季并不能理解这种终极真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至少可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