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我们真的需要“教育”

　　70年代，面对经济疲软、生产力萎缩的局面，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将象牙塔内的科研成果与相关的“产业”结合以图转化为生产力、激活美国经济。有数字表明，在此期间投资于大学研究工作的社会回报率高达50－60%，是其他投资类型的4倍，基于这样的事实，把教育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一项产业未尝不可，而且还可将投资回报更多地反馈于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空间，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但美国教育界对此也有过担忧和争论，认为此举将抹杀大学的终极精神，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过度地追求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将使学术充满了铜臭味。大多数的教育界人士认为将大学的科研成果推向社会转化为生产为只是大学延伸出来的一个功能，而大学的传统功能还是传播知识和普世价值、塑造人格，还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场所”。同时他们认为，仅用产业模式看待和发展高等教育，既是一种误解，也是很危险的。

　　可见，美国的“教育产业化”是将大学的学术资源和智力成果回报社会，而并不是像中国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是将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政府将高等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市场，同时还寄希望通过居民的教育消费来拉动内需，但财政投入不足，让高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导致高校更多地向每个家庭伸手。如果再加上财政拨款的地位和资格歧视以及对民间办学的歧视性管制必然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产业化后，非但竞争局面没有产生，而且还促成了教育的垄断，名牌大学扩张合并，竞相“寻租”，过分投资，哄抬教育成本，而且高校作为理性经济人，其本身就具有成本最大化的倾向，最后造成学费猛于虎；而民间办学由于没有政策支持反遭管制举步维艰，办学成本也居高不下，学费同样高的惊人，最终的结果就是高学费横亘在贫困学生面前，使他们失去了或者“悲惨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指出，政府在教育中有三个功能：立法实行强迫性的义务教育；在财政上资助学校；管理学校。中国在前两个功能上缺位，而在管理学校上则越位。据测算，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差额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填充的。有句流行的说法是：“现在不是中国政府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而是中国的高校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但笔者认为，不是中国的高校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义务教育一样，是中国的家长在办高等教育！

　　总之，我们不需要像中国这样的畸形的“教育产业化”。首先政府必须归位，加大财政投入。4000亿并不是一个大数目，据统计，每年的“三大公害”中，公款大吃大喝一年花费2000亿，公车一年消费3000亿，公款出国考察一年花费2000亿元，这7000亿几乎占了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试问，这能作为没钱的理由吗？其次，政府管理教育必须要“管之有道”。笔者认为，教育是需要“市场化”的，但政府绝不等于将责任一推到底，其职责应是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基础上，培育和完善教育市场的竞争主体，减少管制保障公平竞争，如此，也许弗里德曼曾提倡的“教育券”制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阶段是可行的。

　　教育，我们真的需要“教育”

　　可以说，目前教育界出现的咄咄怪事正是这种政府缺位的畸形的“教育产业化”的衍生品，它们几乎每天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反衬现行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曾有学者断言畸形的教育产业化，“化掉了大学的精神，化掉了贫者的希望，化掉了社会公正”。

　　城乡教育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公，使贫困地区的部分孩子或失去了平等受教育权的机会或忍受着低劣的教学条件；由于教育的“外部不经济”，使贫困地区因为教育更加贫困；城乡二元体制及户籍制度的障碍，使民工子女求学受阻；职业教育培训的不力使劳工阶层竞争力低下沦为“没钱没地位”的一代；应试教育的“名亡实存”使“学校机关化、校长政客化、教师工具化”；大学教育的功利倾向使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心理扭曲，自杀、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僵化和扭曲的教育机制也导致贺卫平罢招、陈丹青辞职和王垠退学；名为“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实为拉动内需之举的大学扩招，也使近30%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即失业；高昂的教育成本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诱惑使毕业生宁愿忍受低工资或“零工资”也甘愿在城里发展寻求机会……此新闻共有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