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到底有没有能力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以农村为例,有学者曾测算,目前农村小学生约为0.85亿人,初中生约为0.45亿人,按人均GDP与生均财政经费比例的国际平均数算,小学生每年生均需500元,初中生每年每生需1000元,两者合计约875亿。如果从国家级贫困县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两者合计约200亿。同时,近几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左右,距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要求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而且与世界的平均标准5%更是相去甚远。而且最近的中国经济普查把GDP调高了16.8%,使GDP的总量达到了16万亿元,一方面它表明实际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甚至还达不到3%;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经济总量的扩容的情况下,政府完全有能力调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因此,如果进一步加大对财政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比例,无论是875亿还是200亿,目前国家都是有能力率先在贫困县或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
另外,在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基础上,更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教育经费。一般来说教育经费的支出中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类,而在贫困地区存在人员经费严重投入不足的情况。据11月3日《南方周末》的报道,甘肃省渭源县70%的代课教师仅拿着月40元的平均工资,而且一拿就是20年,他们一边忍受着同工不同酬的法治原则的缺失,一边忍受着甘奉爱心却不得不遭遇贫困的道德原则的丧失,而这只是全国60余万代课教师的缩影!
海涅曾说:“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像闪电永远在雷鸣之前。”各级政府必须首先认识到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国家财力有保障的情况下不应推卸责任而应尽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更多的这一代的孩子接受教育,因为它不仅关乎到近2亿适龄儿童的成长,更关乎到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动力。另外在技术层面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包括:明确义务教育的财政承担比例和责任,事权应由乡镇一级财政向县、省以及中央财政转移;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政府应当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同时明确各级政府的法律责任和建立问责机制……
高等教育,真的很“高”
有报道称,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又有资料显示,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甚至某些农村地区的孩子都“害怕考上大学”,因为如果考上大学,不仅意味着家庭的所有积蓄将要花光,而且还要举债,更有极端者,父母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愧疚下会选择“自杀”。笔者在百度上,输入“考上大学”和“自杀”,搜索的结果竟多达176000篇,令人触目惊心!
对于高校的学费,“明星官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也曾现身说法,他说:“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看来,高等教育学费的高在官员和老百姓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么,高等教育的学费为何在近几年如此窜涨以至使“教育”成了现阶段的三大“新民生问题”之一(还有种说法是“三座大山”之一)?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矛头指向了“教育产业化”。尽管人们对什么是“教育产业化”语焉不详,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乱收费”和“高学费”的原罪。有意思的是,面对媒体的连篇累牍的批评和公众的义愤填膺的指责,教育部门竟几次出面否认“教育产业化”,并声称“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但正如有评论者提到的,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等于没有教育产业化。同时,笔者认为,在没有弄清楚“教育产业化”为何物之前,单纯的肯定与否定都是没有意义的。
“教育产业化”是一个舶来品。应该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是最产业化、市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