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发动一场“讲真话”运动

运动，是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当时运作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方式。政治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植树造林运动等等，都是我们无数次经历过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不断科层化、程序化，运动也开始逐步淡出我们的社会生活。

但我想，在运动彻底退出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前，我们不妨最后搞一次运动，这就是“真话运动”。

为什么讲真话还要冠之以“运动”的称号？是因为不若此真话就难以在社会中普及。反过来说，假话这种恶疾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语言和文字本来是传达信息和进行沟通的，但在我们的白纸黑字上，在我们铿锵有力的言词中，却充满着言不及义的废话和只包含虚假甚至有害信息的假话。甚至，假话与假话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自恰和独立运作的系统。在一些领域中，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如果有人说了真话，轻则被认为是反常、不懂事，重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近来我一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制度的运作是以基础秩序为基础的，而制度的失败有时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否认制度本身的因素），而是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真话与假话问题，就是基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假话的盛行，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种严重的病症。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仅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假话，比如虚假不实的统计数据，文件公文中大量与实际状况不符或严重背离的文字，媒体上虚假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假话成为公共生活基本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假话与对于有效信息的控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灰色环境。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曾经讲到一件事情：“前不久，到基层去调研，半途中遇到一住户，问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对当地的做法给予了表扬。但后来，接到有关人员电话，反映那位住户讲的情况是基层领导打了招呼的。我大为不解：那个询问点不是基层安排的，是半路上随机遇上的啊。电话里说，那也是经过安排的，你走的线路他们事先都走了一遍，一一打了招呼。放下电话后，我一夜未睡好觉，感到担忧，甚至是害怕！”其实，不仅是省委书记，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止一次遭遇蒙骗。从这样的事情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假话已经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组织行为，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系统现象。

假话盛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作为制度运作基础的信息质量大为下降，甚至严重劣化。因为制度的运行，是要以全面而准确的信息为基础的，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如此。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统计数据的水分和虚假，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最近几年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绝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整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在去年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的联组讨论会上，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曾经讲了这样一段话，“很多委员问我，为什么去年很多省市的GDP都达到两位数，而国家的却只有9.5％？”“有些省市地区，仍然过于看重GDP，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成为各省市GDP大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在这样的系统信息的基础上，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可以说，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弊端，与假话的盛行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举凡社会中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几乎都是假话在行动上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假话使得我们丧失了面对和解决社会中种种问题的能力。有歌谣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假话对假话中，问题被粉饰为太平；在假话对假话中，无数的政策措施走了过场；在假话对假话中，制度的有效运作失去了基础。有时我们不妨天真地去想，即使我们的体制存在弊端，但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说假话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许多事情可能要好办得多。

其实，倡导真话，也许是一件既复杂又简单的事情。我不止在一次演讲中向听众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符合人的天性？也许是问题提的有点突兀，真正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的并不多。我的看法是，讲真话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因为讲真话简单省力，而且能更有效地达到沟通的目的。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谎话，都要绕一个弯，要有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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