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7-27 来源: 南方周末()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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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批书面问题达数十个，涉及整个并购的方方面面，细致入微，涵盖了徐工的资产负债、盈利、技术、行业、收购方凯雷的情况，以及外资购并涉及的种种问题。
就像证监会在审查上市公司发行申请时，会对申请人多次发出书面“反馈意见”，银监会定期向银行发出书面“监管通报”，要求被监管者书面详尽作答一样，在监管、审批的过程中采用书面讯问和书面回答的方式，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惯例。
这一次，审批者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为什么选择外资，为什么徐工选择了金融资本（凯雷）而非产业投资者（如卡特彼勒），是否“贱卖”，交易完成后中方还有哪些话语权，是否会对产业安全造成影响等。
此外，出让徐工股权的公开招标过程；国内民营企业机会是否获得平等竞标机会；凯雷并购的目的和打算，报价是否最高；有无少数人与外资联手串通嫌疑；徐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情况（细心比较，就可以发现凡是徐工占第一位的产品系列，位居第二的对手都各不相同，这是一种综合优势地位，显然值得列为重要事项）；中方权益如何保证（董事长由哪一方委派，中外双方董事席位比例）；外方今后转让股权的限制条件……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都进入审批者的关注范围。
所有这些，正是外界对凯雷徐工并购案质疑的焦点所在。舆论和公众、专家学者讨论以至争论的热点，政府部门适当关切，或许恰恰体现了行政者开明自信、尽责、与公众良性互动的态度。也正是因为事关重大、内涵丰富，又有风向标意义，这桩交易上惊动国家高层，下吸引普通百姓，每一点动静都为海内外舆论所密切关注。
持续至今的审批
在徐工努力陈述的同时，交易的另一方凯雷也在会场之外锲而不舍地表达他们的诚意与决心。
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专门飞抵北京，低调拜会相关部委诸多官员。同机抵达的，还有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
在“听证会”召开前日，鲍威尔与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会谈，主题只有一个：凯雷徐工并购案。19日，大卫·鲁宾斯坦又陪同鲍威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而此前数日，凯雷传出消息，将首次聘用一位全球游说负责人，帮助其应对监管方面的挑战。虽然凯雷一再表示此举并非针对中国，但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凯雷承认，“鉴于中国政府对某些行业外国投资所表现出的忧虑，我们更需要有人来处理这个过程——与我们必须与之合作的许多政府形成互动，了解它们。”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鲍威尔的到来与全球游说负责人有关，但凯雷一直在努力使审批官员们对该项交易多一些理解。这些努力已经取得一些成效，知情人士透露说许多官员相信他们并非“恶意”收购，也在这桩交易上表现了足够的诚意，让步良多——比如接受徐工增设“毒丸计划”等。
18日下午，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与大卫·鲁宾斯坦会谈时对凯雷进入中国表达了欢迎之意，尤其是欢迎到北京投资。他相信凯雷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先进的市场理念、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人才。
而在过去的9个月里，凯雷和徐工一样，一直处在风口浪尖。
早在2005年夏天，原机械工业部老领导愤而上书，力陈对装备制造业无序并购合资危局的担忧。今年春天，原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全国政协的闭门会议上阐述，外资并购已危及国家经济安全，需要规范。
这些并不为公众所知的行动，随着两天后新华社记者对李德水的一次采访而引起媒体的普遍关注与挖掘。那次采访中，李德水公开重申上述观点，引来了人们对这一敏感话题持续至今的高度关注。
在保护主义开始全球蔓延的国际背景下，以及国内对改革的普遍反思声中，聚焦凯雷徐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由此启幕。
就像美国朝野在讨论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迪拜港口收购美国铁行轮船公司时弥漫着强烈情绪一样，在评论这桩美国公司对“中国第一工程机械”的并购时，“掠夺”、“入侵”、“沦陷”之类感情色彩强烈的语汇不断出现，“打死也不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口号也屡见不鲜。
作为对此事的反应，政策部门由此谨慎起来。
原本通常买卖双方谈妥即可审批且很少不通过的并购，在徐工案上却卡了壳。尽管商务部、发改委陆续专门针对此事进行调研，要求徐工不断增加保证交易完成后中方在新公司中影响力的条款，这桩交易却依然迟迟未获批准。
与此同时，针对装备制造业的政策不断做出调整。发改委专门针对装备业进行调研，并在国务院专项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而许多经济决策部门频频召开相关专题研讨会。到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