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被隔成“会议室”、“辅导室”、“总干事室”等若干个房间。会议室墙壁上的空调坏了,偶尔发出“咔咔”的响声。进进出出的人们却面露喜色,那是开张大吉带来的喜庆。
7月初,鹏星服务社举行成立仪式时,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曾到场祝贺,《新闻联播》也作了报道。作为大陆第一家以“民间运作、政府采购”方式运行的社工组织,鹏星已经在中国的社工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8月1日,“欢迎首批社工”的横幅挂到了“鹏星社”的门前。鹏星创始人,深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易国松开始了其社工培训计划。
31名“准社工”将迎来20天的培训,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主讲第一堂课,主题是“深圳社工试点的意义及思路”。
民政局长的思路
这一天,31名大学毕业生把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狭小的空间甚至放不下一张多余的椅子。
在这略显简陋的环境中,刘润华鼓舞着学生,“尽管条件还不完备,但是作为先行者,你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刘说,“今天是一个里程碑。”
刘润华曾经作过这样的判断:“在深圳,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工。”在座的31名毕业生现在被谨慎地定义为“准社工”。易国松解释说,他们距离真正社工只差一步——必须通过年底举行的“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
面对着青春活力的学生,刘润华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开始说起。
1988年的一份中央政府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从2002年开始,国内一些城市陆续开始尝试建立社工制度。普遍的做法是由政府招聘社工,或者由政府设立社工组织。
但是,2006年12月,民政部却把“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放在了深圳举行。这次会议被认为启动了社工“职业化”改革的进程。
刘润华认为,这是一个别有意味的信号。会议召开之前,深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社工制度的改革思路。深圳后来之所以成为民政部确定的社工制度的试点城市,毗邻香港成为最大的优势之一。
“香港的经验对大陆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后,立刻派人去学习和研究香港的社工制度。”刘润华本人也买了很多书籍,请教了很多专家,“恶补”社工方面的知识。
深圳最终形成的改革思路是,社工组织以民间化运作,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社工组织的发展,并且鼓励通过竞争提高社工组织的服务质量。这一模式的精髓正是学自香港模式。
易松国就是香港大学社工专业的博士。在与民政局的接触中,易松国了解到深圳市民政局有意推广“民间运作、政府采购”的模式。“他们向我提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思路可行。”
易松国说,创办鹏星的目的之一是向全社会推广社工,“社工是一种专业化服务,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目的之二则是探索“民间运作、政府采购”模式的可持续性,“如果日后社工机构多了,政府万一不购买了,社工组织又将怎么发展?”
鹏星模式
带着这两个目的,易国松的“鹏星服务社”在2007年5月份就开始实质运作。
政府的初衷,是确保鹏星的完全民间化运作。但当前社会福利资源大多集中于政府,如果缺乏政府的推动和支持,鹏星将无以为继。
民政局的支持从工作场所开始。鹏星的办公场所属于民政局下属一个事业单位的物业。民政局象征性地向鹏星收取每平米10元的租金,“两年之后我们就会根据市场化价格收费,鹏星要么接受我们的坐地起价,要么离开。”刘润华说。
除了工作场所,政府对社工组织最大的扶持是通过“购买服务”体现的。
作为社工“职业化”改革的试点,深圳民政局在民政系统内第一批开发了37个岗位,面向社工组织采购。
这37个岗位来自福利中心、救助站、军休服务所、慈善会等11个机构。每个岗位配套的资金是每年6万元,其中包括了社工本人的工资和社工组织的运作经费。
7月初,民政局组织了第一次“服务采购”,11个采购单位的领导出席。易松国和另外一家社工组织的负责人向他们介绍各自的情况,阐明自己的优势并介绍了计划如何招聘社工。采购单位的代表再发问,两个社工组织负责人应答。
鹏星服务社竞争到了31个名额,这意味着鹏星获得了186万的政府采购额度。“我们和采购单位签订了协议,由鹏星负责派出合适的人选。”政府此次动用的是公益金,直接打入采购单位的账上,再由采购单


